书中包括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讲的是流传于普通百姓中的妖术恐惧，一个说的是皇帝如何逐渐确信妖术其实是谋反的烟幕，还有一个述及到对妖术不置可否的官僚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力图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却无法使任何一方满意。——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说明了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部分重新组合从而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这可以联系到我们作为观看者的选择性心理：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这也注定了最后我们对他人所讲述的“叫魂”故事有所不同。
书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妖术恐慌在内的种种地方性事件是如何变成推动整个政治制度运作的燃料的”——从君主的角度来看：首先，1768年君主对于妖术大事清剿的背后固然存在着君主对于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常规裹足的积习的无奈，为了维护巩固自身的利益，他必须不断诉诸专制与无常的权力，提出政治罪指控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最佳机会；其次，对于“妖术”这种无法为人所见的势力的恐惧，这样的恐惧还部分包含了来自谋反与汉化的威胁。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普通百姓对于妖术的信仰则与君主有所不同，在当时那种充斥着以恶报恶、冤冤相报氛围的下层社会，人们更恐惧的是由陌生外人引起的、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或者随机的死亡。可能一开始叫魂是由为官阶级为了个人利益加之于普通百姓身上的恐惧，总之后来“叫魂”对于老百姓来说也变成了普通人可得的权力。
“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为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组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任何伤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在此，我无意再以“乌合之众”去指称当时卷入叫魂事件的原告们，毕竟那是在一个“受困扰社会”——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者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
“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虽然最后整本书大致呈现出作者对于“政治权力限度”的关注，但是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去思考一下如果1768年像现在一样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那“叫魂术”是会传播地更厉害还是很快被人们识破呢？
在我看来，可能作为“叫魂术”，觉得是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了，在农村地区已经很少人去相信“巫婆"之类的了，但是当遇到不确定的灾难的时候，那种对于“叫魂”的恐惧还是能驱使人们去展示“暴行”——比如：曾经一度某些省份对湖北车牌、湖北籍的防备之心；害怕核泄露殃及食盐的“抢盐潮”——有学者将民众视为“群氓”，“后真相”时代的暴民——对真相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恐慌心理，出于认知上的不协调，做出一系列自保行为。与其站在精英角度指责无知，不如去思考如何进行相关知识的准确传播，以此来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