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些遗址的彩陶和年代问题
在下文中，将逐一探讨一些重要遗址所暴露出的问题，以期揭开西亚史前年代之谜。
（一）加泰土丘遗址（Çatalhöyük，即沙塔尔·休于遗址）
根据杨建华教授，加泰土丘“遗址共分14层，其中最下面的⑭、⑬层为无陶新石器时代堆积，这个遗址的14C数据共有十三个，绝大多数在公元前6250-5400年之间”。从第12层开始出现夹砂和夹草的素面浅黄色陶，至第8层出现磨光黑色夹砂陶，到“第7层开始出现原始的红色宽带纹彩陶”。因此，按照公元前6250-5400年之间推算，其彩陶出现在加泰土丘遗址的时间在该遗址的中期。①
由此可以看出，加泰遗址的14C数据与黎凡特在前5800年以后开始进入有陶新石器时代的说法是大致吻合的。因为不可能要经过更长的时间陶器才能从安纳托利亚传到黎凡特。
1. 多个树轮校正年代
加泰遗址的树轮校正年代，杨建华教授给出的是公元前7200～前6200年。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给出的加泰土丘的树轮校正年代是约公元前7000—前5800年（最后更新时间：2024年4月18日，条目作者：郭物）。百度百科词条给出的加泰土丘的年代是公元前第8千纪至前第7千纪或公元前7400—前6200年（经树轮校正）。
这样，不算以前的，经树轮校正的加泰土丘的新年代就出现了3个：①公元前7200～前6200年；②公元前7000～前5800年；③公元前第8千纪至前第7千纪。这种现象或许是用不同的树轮校正软件所导致的结果，只是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罢了。笔者是否也可以下载一个树轮校正软件，然后选择一个学者或一个机构在上个世纪给出的某个遗址的年代数据，输入软件后就会得出想要的“树轮校正年代”呢？
虽然上述三个年代的差距仅有几百年，并不能证明加泰土丘遗址的树轮校正年代存在问题。不过，又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加泰土丘遗址之前的年代未经树轮校正过呢？加泰土丘遗址的发掘报告是否标注了这一点呢？
2.年代标注疑问
如前所述，既然整个近东地区“由于最早的年代无法找到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那么，一些不是最早的年代的遗址应是找到了“可以校对历史纪年的树木年轮”的。这样的话，即使“最早的年代”（上限）无法确定，那么，至少年代下限应该是可以早已确定的，然而，为何几乎所有遗址的年代下限怎么会拖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调整？这当中是否存在重复校正之嫌？
另外，加泰土丘遗址等一些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遗址（特别是托罗斯山脉一带的遗址）以及那些位于扎格罗斯山脉一带的遗址会缺少树木吗？很难想象几十年以来在那么多遗址中找不到一块建筑木构件之类的木块。
加泰土丘遗址的年代在其他译著中均看不到“未经树轮校正”这一重要声明。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一书中，加泰土丘遗址的年代上限约为公元前6000年（没有标注是否树轮校正）。劳埃德教授在再版前言中说“第一版中的介绍性章节写于70年代后期”，这就意味着他这本专著的写作时间。难道说到这个时候整个西亚各遗址都没有找到可以进行树轮校正的树木？另外，该书是“根据伦敦托马斯及哈德森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二版译出”。③书中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关年代的树轮校正情况说明。作为西亚史前遗址的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教授应当知道树轮校正的重要性，然而他为何不给年表标注一个“未经树轮校正”的说明呢？
在西亚史前史研究领域，许多学者未曾重视在其著作或文章中标注“树轮校正”这一关键要点。这种忽视导致在上世纪末，许多学者才“大梦初醒”般意识到树轮校正的重要性，这种推测是不合理的。
参考文献
①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6页。
②杨建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③以上参见［英］塞顿·劳埃德著，杨建华译：《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再版前言”，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