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物自体的存在，它没有简单的处理，没有简单地说相对于自然的讨论一样，我们可以否认它的存在。如果你这样简单的否认，你就回到了对自然的讨论，就回到纯粹理性的批判的这么一个话语当中，所以，它没有简单的这样处理，而是进一步的提升出，我们对这方面讨论实际上是和人有关系的。
这个人是什么？
这个人是作为一种类的人（Human Being）,它不仅仅是单个的individual，它强调的作为一个类的人，做一个类的人它就体现出以自然本身，也就是以我们看见的表象本身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它又以我们通过本体论的方式，或者形而上学的方式所能规定的自由意志本身，产生了差距。
它既不是完全的自由的，同时又不是完全必然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人的这样的讨论，就涉及到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人是什么”。
所以，康德哲学从早期提出了另外三个问题，引出了后来的三个问题，他前三个问题是说的是什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以及我们希望什么，然后就是关于宗教的形而上学。但是，到了后来写完《实践理性批判》以后，而对人是什么的讨论，就构成了康德第三批判的主要内容。
这个批判，他把它叫做“判断力的批判”。
康德自己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清楚的图表，我们还是简单的分析他关于这些理论的基本的说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康德的从《实践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的关系。
我想通过我们刚才的梳理，我们大体能知道康德哲学，它的《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之间的一个关系了，大体上能够理解它们的关系，同时也能够理解，后两个批判与第一批判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第一批判，那后两个批判的根据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通常理解康德的时候，是从他第一批判开始入手的，因为你不懂他第一批判，你就不能够懂他后两个批判在说什么。因为他所有后两个批判，都是基于前面第一个批判。无论是他论述的方式上，还是他的思想的起点上，都是根据第一个批判而生发出来的。
但同时如果仅仅停留在第一批判，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理解康德哲学全部。所以，我们还需要他的第二和第三批判，才能够把握康德哲学到底在做什么。而我们通常认为康德的第二和第三批判，恰恰才是直接触及到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一些最核心的问题。
如果说第一批判，他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换视角的这么一个方式，就像他所说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第二和第三批判他已经切入问题，第一批判是解决视角的问题。第二批判解决的理性的限度问题，而在第三批判才解决人的限度问题。
所以，它是这么个逻辑关联度。所以，我将来如果要是问大家说你如何理解康德三大批判的关系，这三个批判之间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的，而不是简单的各分各的单独立说。
康德的道德哲学，它给我们规定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或者叫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关于理性的能力的一种解说，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了他对于实践理性的理解，就与我们通常的理解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曾经区分过康德的两种道德命令，一个叫假言命令或者假言定律，一个叫定言命令，这两种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假言的命令，它关涉的是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它造成行为的结果，以及达到结果的条件。任何一个行为，如果我能够给出这个结果的说明，并且能够提供关于结果的条件的话，这只是一个假言的命令。
比如我们经常说，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我们要求每一个人要做到诚实，人要讲诚实，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绝对命令，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当中，它是个假言命令，它不是一个绝对命令，是一个假言命令，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讲人要诚实的时候，我们针对的是当前我们不诚实的状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人要变成诚实的各种条件。因为今天我们社会当中讲的，大部分的道德准则都是假言命令，都不是定言命令，都不是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什么叫道德上的绝对命令，或者是定言命令？
定言命令就是说，他只受到意志的决定，而不论他是否达到这个规定的结果。就是我们只问原因，不问结果，只问起点，不问后果，这是我们讲的道德命令，或者叫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原则。
这个道德原则一定是一种先验性，康德用几个词来表达，或者道德准则，或者定言命令等等，这些词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都表明这样的命令本身，它是和我们所谈论的或使用的，它们可能涉及的对象或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无关的。
所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他的出发点是一种本体论的出发点。因而，他确立的是一种关于道德命令的先验的原则，而不是规定道德命令的实践原则。它不是和经验有关系的，当我们规定道德命令的时候，你不能够有任何以你的经验活动，或者经验对象发生任何关系的因素和考虑。
比如说，当我要诚实，做人要厚道，当说这个话的时候，和你做人不厚道而产生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做人要诚实，也与我们不诚实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我诚实了所带来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叫道德的绝对命令。
它是基于对人性的考虑，它不是基于对人的实际的特殊的实践活动的考虑。而这样的对人性的考虑，又是建立在对于理性的先验能力的一种考虑。
所以，在这些环节当中，我们可以读出康德所给出的道德命令的本体论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后天的经验的命令原则。
有了这样的意义以后，它的纯粹的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就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一方面，它可能是主体以为这种条件只对他的意志有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原则就应当是主观的，或者仅仅是一些准则而已。但是，如果主体认识到这些条件是客观的，也就是对每一个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有效的，这一项原则，就是客观的或者就是实践的法则。
因而，在实践理性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确立许多的法则。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标准类同于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假言的命令”和“定言的命令”。可以说主观的行为，或者说我们判定一个实践的原则是主观的，完全是由于他自身就是一个假言的命令。如果我们把它判断是客观的，恰恰就是因为它自身是一种定言的命令。
作为定言的命令，它规定了我们不仅仅这个命令，针对说话者或者提倡者主体本人有关，它针对的是所有的理性的存在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所以，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区分了实践理性的主观和客观标准。
作为一种客观的实践原则或者叫做定言命令，它就必须使得这样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能被同时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立法原则。所以，普遍的道德标准，它不是基于我们当下个人的道德行为，来加以确立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某一个历史的实际时代，或者某一个文化的传统，所确立的道德的活动，所加以确立的；它是根据整个人类在尚未进行这样的道德活动之先，就已经规定好的。
在没有进行这样的实践活动之前，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哪一项活动是应当做的，哪些活动是不能做的。
就像我们所反复提到的，一些基本的普世的道德准则，“不许杀生，不许伤害生命，不许杀人”等等这样的道德命令。这样的道德命令，都是一些在你行为之前，已经规定好了的，不是因为你杀了人造成了恶果，所以，才来规定不准杀人，或者说要以偿命，因为你要以偿命，所以，你不能杀人，因为你杀了别人就等于剥夺了你自己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来理解，那他就不叫道德命令了，它就不叫做定言命令了，它就只能够是一些假言的命令。
所以，绝对的道德命令，它一定是与它可能带来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才能叫做绝对的道德命令，而这种道德命令，本身它既然是绝对的，又是一种客观的和相应的道德准则，因而，这样的准则，它就一定是形式的。
形式就是它没有严格的规定我们这些命令所指向的对象，和这些命令可以适用的范围。它仅仅规定了我们可以用来构造这样一些命令的基本方式，比如我们所理解的刚才几个命题，“不准杀人，不准盗窃”，等等这样的命令，它实际上是一种否定的命题方式来加以表述的。
我们就讲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一种积极的内容，这就是绝对命令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