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老人，她一生嫁过两次，守寡两次，生下两个儿子，一辈子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只在老儿子结婚后才享几天清福，她就是我的邻居――老窦大娘。
提起老窦大娘，就倍感亲切。我仿佛依稀又看见了那个阔别了几十年的小村庄，那仅有一条小道相隔的两个院落，那个四五十岁就佝偻着腰瘦的皮包骨似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儿时的我每天长在她家里玩，有时候和她孙子玩过家家，有时候又让她老儿子小锁子哥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上树掏鸟窝，幸运时真能得到鸟蛋吃。印象最深的要数大娘家那棵刺梅树，每每闻到沁人心脾的香味儿，看到怒放的玫粉色花朵，我都在疑问：为什么这棵树没有长在我家？
其实，在大娘家玩的不只有我，还有四姐。大娘家的饭我们并不常吃，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填一双筷子是很难的事情。可是大娘家的炭火盆我们常常烤，炭火盆里烧的土豆、豆包我们常常吃。再加上那一大袋子猪哈喇哈和四个羊哈喇哈，还有大娘给我们缝的口袋，还有大娘口里说出的并不精致的故事，便成了我儿时冬天里最温暖的回忆。
我不明白大娘整天陪着我们一帮孩子，和我们一起做游戏、说话聊天，她烦不烦？她为什么不嫌弃我们造换屋子？她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为什么一点不凄惶？或许我们这帮孩子已成为大娘凄凉人生之路的炭火，她把对我们的爱化成她人生之路中的快乐和温暖，让她的人生不再孤单？
当然，大娘是地道的农村妇女，也会有村妇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爱小。记得一次，她又来我家要东西，刚刚绕过墙头来到我家大门口，调皮的三姐出主意，说大娘这次来不是借面起子，就是借白糖，咱们先把这两样藏起来，就说刚用完，看看大娘肯定是要变脸色的，之后就会找理由回家的。于是我们姐几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娘悄悄地走进屋，边说着“这屋里咋这么静呢？没在家吗？”我们装作不知道，努力板住各自的表情，说：“大娘来了！今儿个咋这么有空？”“这不是烧心吗，胃病又犯了，寻思着借点面起子。这心里烧的慌。”这时大姐就说：“不巧，面起子刚用完。”大娘接到：“那拿点白糖喝点热水也能好些。”“大娘，白糖也没了，正要买呢，没愿意动弹。”大姐接话道。只见大娘的脸刷的一下变红，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因为妈妈在世时就常接济她，妈妈去世了，我们家照旧帮她，近乎有求必应。可这一次，大娘受不了了。我们姐几个立刻笑出声来，连最能板的住的三姐也“扑哧”笑出声来，大姐说：“大娘，有，都有，就给你拿去，你坐着，唠唠嗑再回去。”大娘也笑了，“死丫头，捉弄你大娘！”
于是她盘着两脚坐在炕上。她裹的小脚被拆开了，所以记忆中的大娘是个大脚板子。但她经常裹着绑腿，到冬天穿的旁开抹襟棉袄和宽松的棉裤通常是蓝色和黑色的。我不知道为啥她老穿着这样土里土气的衣服？后来干脆就忘到脑后了。小孩子，一玩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对大娘的那一点点关心就像昙花一现一闪即过了。
大娘对我们家有恩，妈妈去世时我刚刚三周岁，17岁的大姐承担起这个家。很多家务事都不会呢，多半是请教大娘。大娘也从不推辞，好像帮助我们这帮孩子她天经地义。我们之间已经是不是亲情胜似亲情了。
这就是我的邻居，在那个荒寒的故乡小村庄里，因为有了老窦大娘这样的好邻居，才有了我们姐几个平静而快乐的生活。如今大娘早已老去，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三十年，可是与邻居相伴的岁月，却永藏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