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朝中宰相轮流坐
第三节 阻起复(上)
公元1244年九月,史嵩之向理宗赵昀请假,因为他父亲史弥忠病重。赵昀批准,并让范钟、刘伯正暂时代理宰相事。
第二天,史弥忠病故,赵昀赠他少师,封郑国公,谥号“文靖”,史弥远生前的最高官职是提举福建盐茶事,相当于福建盐茶专卖局长,死后待遇如此高规格,纯粹是父凭子贵!
按照制度,父亲死了,儿子必须守丧三年,三年之间,所任官职全部交还朝廷。这叫“丁父忧”,也叫“守制”、“守丧”或“守孝”。“守制”也不是一成不变,如果特殊时期,朝廷离不开你怎么办?那就有“起复”的变通制度,即守制未到期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而应朝廷之召继续任职。什么时候是特殊时期,当然是朝廷或者皇帝说了算!
史嵩之在宰相位置上不到六年,正滋滋有位,要他离职守制,岂非要他老命?好在他史嵩之眼光长远,留了后手!
史嵩之留了什么后手呢?原来,他刚上位为宰相不久,就考虑到了父亲身体不好,且年逾八十,死亡在旦夕之间,因此提前做了谋划,预先为起复做好了准备!史嵩之想到了什么高招呢?他检索了朝中守制未满三年待在家里的大臣,一位是马光祖,一位是许堪。
史嵩之起复马光祖为淮东总领,起复许堪为知镇江。史嵩之的目的,就是提前为自己的起复做舆论准备,只不过,史嵩之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对他格外“青睐”。
史嵩之父亲史弥忠一死,史嵩之即按例假惺惺提出辞呈,要求回家守制,果然,赵昀不知是计,立即下诏,起复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上表推辞,这是常规动作,赵昀必将再次下诏,让他就位。他还得上表推辞,演戏呐,总得用心演,用情演!
于是,几天内,皇宫的宦官在皇宫和史嵩之府邸之间来回跑,一位假心假意地说,我真的要回去守孝,不能呆了,求求你了;一位真心实意地说,你就留下来,帮帮我吧?不出意外的结果,最后史嵩之“被迫”起复。想到胜券在握,史嵩之不由暗自得意,可是他得意得有些早了。
史嵩之欲起复的消息一传出,御史黄涛首先上疏,请求斩史嵩之以谢天下;刘应起接着上疏,说史嵩之“牢笼既密,则陛下之国危”;接着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何子举等一百四十四人上书,指出:“台谏不敢言,台谏,嵩之牙爪也;给舍不敢言,给舍,嵩之腹心也;侍从不敢言,侍从,嵩之肘腋也;执政不敢言,执政,嵩之羽翼也”,但赵昀似乎无动于衷。
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上书,指出:“天下不幸,有无父之人,不可使有无父之国。父年高而不之惧,父疾笃而不之省,及父身没而不之戚,此市井小人不顾廉耻不恤物议者!”赵昀不为所动。
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又上书,不仅斥责史嵩之毫无人伦之心,还特意指出,当时杰特之士,都被史嵩之排斥而离开朝廷,如王万、谢方叔因争不胜最先离开;游似因不能获得大政信息而气愤离开;刘应起因转对直言离开;张蟠因轮对触犯史嵩之忌讳离开;刘汉弼因弹劾史嵩之之党离开;赵与欢才名超过史嵩之,史嵩之唆使他人攻击他而离开;李韶因侍从之职,指责史嵩之专权而离开;王伯大因和史嵩之意向不合而离开,赵汝腾因替史嵩之起草宰相任命书,没有阿谀奉承他,被他挑小毛病而离开;徐荣叟、赵葵都因落入史嵩之圈套离开;別之杰是位忠厚长者,但史嵩之却以他每事刨根问底,史嵩之嫌他碍手碍脚挤他离开;杜范尤为得陛下青睐,负有人望,在陛下面前敢于争论,遇事有主见,可史嵩之利用李鸣复之事,将他赶出。前前后后,各色人等的被迫离朝,说得详详细细,赵昀还是不动声色。
宗学生赵与寰等三十四人最后上书,指出“嵩之不孝,上彻于天,一心想脱孝服穿官服,是可忍、孰不可忍?”赵昀仍然装聋作哑。
皇帝赵昀不表态,学生便不罢休,还有人在太学斋廊贴出了标语:“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诸生夕出,丞相夕入。”宣示了要与史嵩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为什么史嵩之起复,舆情反应如此强烈?《宋季三朝政要》记叙了从理宗到宋灭亡的事迹,用笔相当简略,但是记叙反对史嵩之起复之事,则用了相当大的篇幅。
史嵩之也是进士出身,可史嵩之是靠军功起家,能力确实出众,因而养成了做事果断专横的性格,妨碍他施政的,他自然会使手段赶走;他担任宰相前两年还在前线督战,所结交的都是些地方官和前线作战的军官,在朝廷中央没有什么同僚,唯一的“知音”就是皇帝赵昀;更为要命的是,史嵩之在作战中可能有些偏见,觉得读书人夸夸其谈,不堪重用,因此有些看不起读书人,这就让士大夫所不容了!而这些所谓的道学家,尤其看重一些虚头巴老的礼数;在和蒙古激战时,史嵩之履立战功,道学家不敢置喙,如今蒙古军只是小打小闹骚扰,道学家焉能罢手?这就是南宋的悲哀!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初史弥远刚做宰相时,也刚好需要守制,他也起复了,为什么没有遇到如此巨大阻力?这是因为,史弥远“丁母忧”,其母是庶母,也就是他父亲的小老婆,不是嫡母,另外史弥远还回老家实打实的为庶母守丧了半年。而史嵩之,亲生父亲死了,不回家守一天丧,直接美滋滋起复为宰相,在重视名教的道学家眼里,无异于禽兽!这些士大夫能让一位“禽兽”来领导他们?
佐料:《东南纪闻》卷一记载,史嵩之为宰相时,往往因为苛刻严峻而得罪公论。商人贩卖盐,自古而然。史嵩之改为官府专卖。价格高低听由各官府自定,各州县设有盐提领,朝廷考核优劣,以卖得多者为优等。
官府专卖盐,以致深山穷谷,数百里之外的散钱,都被官府聚拢在一起来。官府收到现钱后,顺流而下,由朝廷会计核算后,拨付各边关。
这样的好事,但被《东南纪闻》的作者认为是苛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