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拉叙马霍斯的定义更进一步，正义“无非是强者的利益”，这是在用非道德的语言描述道德属性。虽然接近丛林法则，但这个定义很符合我们的尘世看法和想象，如果单独进行民意测验，会俘获很大一部分的民意。现实生活提供无数的例子给我们，权力仿佛和金钱相伴相生，有权力就会有金钱，有金钱就容易获得权力。谁统治了城邦，都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当公司更换了经理，后者必定要替换掉前任的制度、人事，因为“正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一朝天子一朝臣”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定义一致，正义并非道德属性，而只是掩盖权力运作的托词，这个托词让大众相信正义的事业实现了。这些例子其实也隐含着当强者变成弱者的时候，当初对他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将转而寻求依靠另一个强者，因为他已经无法维护“正义”，犹如川剧的名伶，所有人都将对他变脸。

第五——七卷似乎离开了对正义的辩护，转向专注于理性城邦，柏拉图概括出他想要进行的最革命的政治改革和崭新的形而上学，后者包括辩证法和使我们有所发现的方法的实质——相。帕帕斯告诉我们，这次离题非但不是小事，相反却是柏拉图哲学的灵魂。对国民的教育、哲人王都是为了形成善的城邦。在洞穴寓言中，柏拉图专注的不是哲学家在返回洞穴后将要面对的不良待遇，而是后者在一个运转良好的世界中需要肩负的责任。与当今强调公民权利的流行看法不同，城邦的存在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公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制造和谐的整体。理想城邦和灵魂具备这种共同特征：整体性、和谐性。

哲人王的悖论在于：之所以更适合统治城邦，因为他们是仅有的不情愿运用权力的人，只有他们知道比统治更幸福的生活；但是，既然沉思是更好的生活，哲人王永远会将统治放在次一等的位置，这并不利于城邦。

柏拉图对辩证法的态度审慎而节制。苏格拉底警告格劳孔，对道德原则的哲学考察一定不要让年轻人接触到。哲学的魅力在这里体现地淋漓尽致，仿佛雅典时代的年轻人穿越到了今天，时时可以看到充满无法无天念头、否定传统、不能保持德性稳定性的年轻人，通过辩证法，让听者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所以柏拉图说辩证法的教育要在三十岁之后进行。“他更愿意理想城邦中的公民从不诘问那些已经被接受的智慧，就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同时，他也不能否定，诘问对建立道德理论的价值。他希望他的入门教育———数学和几何会激发出苏格拉底曾经唤醒的对抽象理论的同样的热情，而不会给这些未来的统治者带来同样的怀疑主义。”

“年轻的卫国者面对辩证法腐蚀性的力量显示出来的脆弱使人记起，苏格拉底曾对阿得曼托斯解释说，哲学的本质是尤其易于被败坏的。对辩证法的警告加强了我们对哲学家的弱点的印象。即使是那些创造他们的也会毁坏他们，因为那些制造哲学能力的性格特征——敏捷的思维，喜爱辩论——也会制造狡猾的煽动家或者僭主的辩护者。……哲学家的知识的确定性和他们的易于败坏是相匹配的。”

知识和意见区别通过“X的相”得到论证。知识是关于存在事物的知识，无知和不存在的东西相关，意见处在知识和无知之间；最后，X的相是知识的对象，个别的X事物是意见的对象。因此知识具备普遍性、客观性、真实性，而意见是主观的，只对个例具备有限的有效性。

《理想国》第十卷在两个基础上对正义进行辩护：（1）正义的人比不正义的人享有更大的心灵平静，（2）正义的人进行的理智追求产生的快乐为他人所不知。这听起来似乎非常空洞。有的人活着关心的是声名和肉体的快乐，他们就会觉得很容易就能摆脱心理和谐的允诺，更不消说理智的快乐这种更加虚弱的许诺了。柏拉图知道，他无法说服一个还没有开始哲学地思考的人：第五卷中意见的爱好者不能直接被告知相的知识，而是首先必须停止关注可见世界的东西。苏格拉底在关于正义的对话中一直推迟给出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不断的诘问推动讨论。从那里我们就可获悉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因材施教，教育的程度、方法要和受教育者相匹配。讲述诚实、勇敢和爱这些品质，小学生可能需要的是《小红帽》、《艾特熊与赛纳鼠》、《精灵鼠小弟》这样的故事，他们听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但是中学生就可以开始理性讨论了，他们的心智足够了解这些。如果苏格拉底将正义一股脑地托盘而出，有可能或者吓坏对话者，或者超过对方的理解程度，引发激烈的抗拒，教育将半途而废。

“整个《理想国》中我们都已经发现了柏拉图对这个隔阂的回应：对哲学的和非哲学的听众，在同一个观点上他给出了不同的论证。……在论证了正义的深远利益之后，苏格拉底说了一些关于它的表面利益的话，以此来满足上面那些论证对他们来说是白费口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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