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是我走北线进渡口的必经之地，这次抵达蓉城，去地质学院看看是离沪前的打算，因为此前曾接到谭告知她即去江北一信，后来断了联系。那天天气不算太冷，数天的阴雨绵绵使人感到有几分压抑。踏进学院，“为我死难战士报仇”的醒目横幅挂在门口，树枝、地上的朵朵白纸花被雨水淋落，看起来越发悲、泣。再往里走十分钟，有八只白皮棺木排列在路边，周围的人们来去匆匆，显得十分忙乱，喇叭里除了不断的播放哀乐外，便是声嘶力竭的战斗动员声。此时，我本能地加快脚步朝谭惠芳宿舍走去，说是紧张，不如说是担心。只见她的门紧闭，询问隔壁学生，一问三不知。不过从他们的话中探得，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前天与对立派打了一仗，双方有死伤并执意报仇，如今是临战状态，找人确是很难。

      我是满怀希望来学院，未料竟是铁将军把门，心中很不是滋味。无奈，只好写张纸条塞进谭的门缝里，总算有个交代，至于她能否看到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单单初中以上毕业生的前途问题，就弄得家家户户六神无主，寝食不安。1967年后五年的全国初中以上毕业生一直无法分配，他们前途渺茫，心中郁闷，长期闲在社会，其社会危害性非同小可，于是“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备战、备荒为人民”应运而生。

      曹阳五村有一家姓凌，夫妇婚后生有两女，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国家推出多子多福政策，为了鼓励多生产，国家主席刘少奇还特别接见多产的光荣妈妈。凌家在政府提倡、鼓励下，又生了三胎五女，喜称“七美”。59年国家经济有难，小规模动员老家在农村的城市职工去农村。凌家大女，其夫是上海青管所职员，正好属下放对象，故户口迁到苏北；二女在部队服役；文化大革命67-69界一片红，凌家三女、四女分别为67、69届高中毕业生，老五为69届初中毕业生，她们先后被送往吉林黑龙江农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崇明红星农场；老六是72届学生，去了老家插队；七个孩子，五个务农，父母被弄得焦头烂额，而远离上海的姑娘们因身体弱小，挥锄、耕耘干不了，不是病便是要钱买口粮。凌家经济上承受不起，精神压力更是苦不堪言。孩子们每次回家，全家总是抱头痛哭。三个女儿为求生存，不得已最终只好嫁给当地农民。记得著名演员刘晓庆当知青时，也曾为了挖树坑大喊“谁帮我完成任务就嫁给谁！”

      按66、67年毕业生分配方案，我弟、妹问题不大，他俩分别是68届市轻工业技校和68届武宁中学毕业生。我支内去大三线，伯英可照顾不去务农，伯生是上海轻工业局技校学生，在上海工作更是理所当然。谁料，仅隔一年，形势突变，68、69届毕业生全部去农村的红头文件弄得全家束手无策。

      伯英的去向是黑龙江军垦农场，伯生虽也是农村，但去的时间、地点暂不做硬性规定。当从家信中得悉此事，深为父母不安，原以为我支内可保住他俩，然而事与愿违，非但父母年老没人照顾，连上海这个家看来亦将消失，为此后悔不已。

        正值此时，原空军司令吴法宪来大三线巡视，此后渡口发了一个可照顾大三线子弟到渡口参加工作的文件，且不说此文是出于何种原因，渡口职工也深知此地环境艰苦和气候恶劣，但想到不管怎么苦，总是工矿，有劳保、有工资，千苦万苦总比插队落户、背朝太阳面对黄土还吃不饱强些。于是大家像捡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样，迫不及待地申请报名，叫子弟们迅速迁户到渡。毕业生不去农村能到渡口工作，这在当时可谓独一无二，一时间，支内人员家庭为子弟能借自己光而逃避下乡，深感庆幸。当然由此而引起全国下乡知青及其家庭的妒嫉、上诉事件也不少。

      对于上述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斟酌了好一阵子。究竟让伯英来川？还是让伯生来川？或者让他俩一起来川？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伯英来。其原委是：一、伯英是女孩子，生怕她去黑龙江务农吃苦；二、伯英从小和我感情好，每想到她在给我的信中说“大哥哥，自你离上海到四川后，早晨我再也听不到“伯英，好起来上学”的叫声了……”，就觉得自己对她有责任；三、上海家中不可无人，伯生能拖则拖，最好留在父母身边。他上了技校，将来进工厂的机会比伯英多，退一万步来说，即使非要下乡，最好在江、浙两省附近，以便父母叫得应。

      想妥了就行动，我将渡口照顾职工子弟参加工作政策的详情写信给上海，并把打算让伯英来四川的原委一一讲清。父、母、弟、妹正如见到希望，一致认为我考虑得周全。伯英本人尤为赞同，隔天便去学校要求将去黑龙江农垦改为到渡口三线参加工作。

      伯英要去四川工作在学校、里弄传开，人们纷纷向伯英投上羡慕眼光，为她庆幸，她本人也是春风得意。然而好事多磨，伯英去学校开证明、迁户口连连受阻，其原因不出以下几点：一、伯英是武宁中学带头响应去黑龙江的积极者，她的去向改变，而且又是参加工作，势必影响其他报名去黑龙江人的情绪；二、学校动员工作难做，工宣队执意要伯英守信；三、人们心理已由羡慕转为嫉妒；四、普陀区委没有见到有关文件。

      伯英户口迁不出上海，而来渡口工作的子弟一批接一批，看到他们很快落实单位、领工资时，自己十分焦急。在接连发信催促无效的情况下，我决定打探亲报告到上海弄个明白。

      到上海，我先后走访了学校、里弄和区委，对自己从渡口带上的有关材料进行论理、解释，并把毛主席对大三线的战略、关心、要求一一详述，强调三线为何这时招人的特殊情由，学校得知“渡口一天建设不好，毛主席一天睡不好觉”确有其事后松了口，同意放人，可拥有决定权的普陀区委依然不表态。

      说来凑巧，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曹阳二中的数学老师曹玛玲。当时学校搞运动，曹被区委借调去抄写大字报。曹不是我的班主任，我尊重她，与她讲得来。她听完我的话，当即表示同情、理解，愿意帮忙。她认为要区里放伯英，一要时间，二要做工宣队疏通工作，至于派出迁户口问题不大。不出两星期，曹老师终于带来了叫伯英迁户口的消息，一家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家庭的安排像下棋，伯英户口迁出成功，伯生的走向就可按既定的办法走了。换句话说，伯英一走，伯生便可打持久战，能拖则拖，待在上海，不必过于理会学校、里弄的下乡动员，全家尽最大努力争取将他留在父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