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煤矿井下工作，脏，没关系；累，无所谓；找不到老婆，打光棍呗；关键是危险，事关身家性命，不可能说没关系，也不可能说无所谓。今天下井了，不知道过一会儿能不能安全出来，甚至活着升井，都说不定，一切皆有可能。所以，没有一个井下工能安心工作的，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所以都在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离开井下，这才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我也不例外，也曾绞尽脑汁想调出井下，研究了一下，准备走“南山捷径”，先是写通讯报道，然后拿出去发表，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最后走进宣传科这样的部门。天天写呀写，广播稿一篇又一篇地广播；通讯报道一篇又一篇地发表；省报社、省电台、局报社一次又一次地表彰，但是进宣传科的事杳无音信。哦，可能干专业通讯报道还要会摄影，我怎么忘了这个碴呢，于是，又是买照相机、胶卷、显影粉、定影粉，终于弄明白了所有照相、洗印程序，可是，宣传科的门还是关得死死的。怎么回事？通过内部人士了解的结果是：家庭出身不好，宣传科是党的喉舌部门——此路不通。

      这一条路彻底堵死了，只有另辟蹊径。什么蹊径？就是花钱，请当官儿的吃饭，然后送酒、送烟。结果是：饭也吃了，酒也送了，烟也送了，大把大把的血汗钱花得让人心疼，这是一个无底洞！我的经济实力支撑不下去了。结果还是在井下继续操练。

      看来，这就是命！

      我又像克格勃一样调查了那些已经调到井上的哥们秘密，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有一个姓战的仁兄，在井下干了不到三个月，就调出了井下，到机电队当电工了。怎么整的呢？原来，那天从顶板上掉下来一个小石子，“当”的一声打到安全帽上，于是就两个月没有来上班，嚷着头昏，接着就名正言顺调出井下。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关键的是他的叔叔是供应科的科长。

      有一个姓范的仁兄，身强力壮，如果卖起命来干，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来自农村，没有任何关系。井下发生几次事故后，把他吓着了。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一等残废可以直接退休，拿退休金，不用上班了，而且他还知道如果大手指失去了，就是一等残废。有一天，他的大拇指被矿车轧掉了，至于是怎么掉的，谁也没有看见，反正是在井下发生的。工资科安排当门卫，他不干，说要求退休回家吃劳保，于是他就离开了井下。

      还有一种笨办法就是——磨。经常到矿医院开病假条——泡病号。今天这儿疼，明天那儿痛，天天跟医生磨嘴皮，像孙子一样讨好医生，今天给医生送两包烟，明天给医生买几斤水果，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混，采取这种方法最后能想调出井下的几率很小，一般都是最后放弃工作籍。在调查过程中，也有例外，有一个叫李志富哥们，总是说胃疼，靠开病假条生活，两年没有下井，最后，搞了一个病退。

      还有一种就是“卖身”，当然，这种方法也不是想卖就能卖得了的，还要看有没有人愿意买，就是看你长得帅不帅。有一老弟，叫柯西河，在咱采煤队理所当然的帅哥，可能是干采煤工干怕了，就答应了与一个当官的丑女儿的婚事，一下子成了准乘龙快婿。那女孩个子比侏儒高不了多少，歪着肩膀。说实话，给我都不要。正式结婚的前些日子，这柯老弟就丢掉了大铁锹，成了材料管理员。

      1979年10月的一天，我在井下受了工伤，脚背被电溜子拉开了一条四厘米左右的口子，五个脚趾有四个骨折，后来鉴定为八级伤残。大伙在送我上医院的途中，我隐约听到有人在说：“小应，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怎么搞的？”另一个说：“明摆着，想出井下呗。”那时，我疼成那个样子，也懒得解释。尽管如此，出院后，我提出调离采煤队，结果还是竹篮打水。

      一直到1980年下半年，矿子弟学校面向全矿招聘教师，我凭一支秃笔，一篇破文章勉强混进教师队伍。参加考试的有五六十人，只招四个人，我是第四名，身份是以工代干。也就是说，还不是正式教师，是代课教师，干得不好，随时都会让你打道回府，滚回井下。所以，我必须干好，必须干得比正式教师还要好！干了两年，矿务局进行教师教材过关考试，领导说，如果过关了，代课教师可以转正！于是我熬更守夜复习备考，最后，我以全矿务局总成绩第一名顺利过关，成为正式教师，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

      没有请客送礼，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凭一支秃笔堂而皇之地走出井下！原来离开井下，这才是上上之策！

      事实告诉我：知识改变命运！

      事实还告诉我：求人不如求自己！

                    2019年7月23日于上海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