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2讲

以苦难抚摩苦难

李白遭遇大难，只有杜甫在怀念他，这就要说说李白与杜甫的友情了。

李白与杜甫相遇是在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两人相差十一岁。

很多年前，我曾对这个年龄产生疑惑，因为从小读唐诗时一直觉得杜甫比李白年长。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而杜甫则温良敦厚，有长者之风。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兑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与真实的年龄有很大差别。

李白与杜甫相遇的时候，彼此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李白当时已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读过李白的很多诗，一见其人，全然着迷。李白见到杜甫也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如果让他来识别一个诗人，却错不了。他听杜甫吟诵了几首新写的诗，立即惊叹。当然，他不能预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共享中国诗歌的王者之尊且永远无人觊觎。

他们最早是在洛阳认识的，后来又在今天河南开封市的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的地方相聚。还与几个朋友一起，骑马到商丘以北的一个大泽湿地打猎。李白和杜甫的结交，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地步。

但是，对友情，似乎杜甫更为专注。杜甫写了很多怀念李白的诗，而李白却写得不多。这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风格，却不影响他们在友情领域同样高贵。

对于他们的友情，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就像大鹏和鸿雁相遇，一时间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们分别之后，鸿雁不断地为这次相遇高鸣低吟，而大鹏则已经悠游于南溟北海，无牵无碍。差异如此之大，但它们都是长空伟翼、九天骄影。

处于思念中的杜甫，自己的处境又怎么样呢？也不好，但麻烦比李白小一点儿。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刚做上一个小官，不在长安，却很快回来了。长安城被叛军攻陷后，年迈的唐玄宗逃到四川，新皇帝李亨在遥远的灵武即位，成为唐肃宗，准备反攻。杜甫想，自己官职虽小，灵武虽远，也要赶去参与皇帝平叛的大业，就把家人安置在陕西富县的羌村，自己则与其他人投入漫漫荒原，远走灵武。但是，他们很快被叛军的马队追上了，押回长安，被当作俘虏囚禁起来。

杜甫被囚禁八个月后，有一天在草木的掩蔽下又逃了出去。这时他听说，皇帝已经从灵武到了凤翔，那就近多了，他很快找到了朝廷和皇帝。皇帝见到这位大诗人脚穿麻鞋，衣衫褴褛，有点儿感动，就留他在身边做谏官，叫“左拾遗”。谏官，也就是提意见的官。

没想到，他卷入了“房党”事件。所谓“房党”，是指房琯的党羽。这个房琯是个高官，在唐玄宗和新皇帝交接的事情上立有大功，但有人向新皇帝挑拨，说他更忠于老皇帝，这就碰到了新皇帝内心的死穴。正好房琯进攻长安失败，就遭到了贬斥。

于是杜甫站出来了，上奏说，房琯这人是自己奋斗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学养很好的高官，很有大臣的体面，希望皇上从大处着眼。皇帝一听很生气，觉得杜甫就是“房党”，下令治罪，“交三司推问”。

在当时，皇帝下令“交三司推问”，肯定凶多吉少。杜甫在这件事情上的遭遇，与司马迁几乎一样，由于替别人讲话而遭罪。这让人不能不后怕，想到在朝廷极权之下，中国文化有可能在顷刻之间失去杜甫。只是，有时也会出现偶然因素，使悲剧稍稍停步。杜甫那天遇到的偶然因素是，有人提醒皇上，杜甫的职务是“谏官”，专门用来提意见的。皇上一想也对，就放过了他，但也不再信任杜甫。后来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到华州一看，什么也干不了，就带着家属到甘肃投靠一个远房亲戚，但在那里又过不下去，只得回来，到处寻找生机。在成都草堂住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又继续流浪。他不可能向任何机构领取薪俸，只能找熟人接济，经常很多天都没有什么吃的，又患有严重的肺病、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后来耳朵也聋了，牙齿还掉了一半。七七〇年冬天，他病死在洞庭湖的一条船上，那年他五十八岁。

这个始终在战乱和饥饿中逃命的可怜流浪汉，居然是一个世界级的顶峰诗人。我曾在著作中一再论述杜甫——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再小的村落，再穷的家庭，再苦的场面，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静静观看，细细倾听，长长叹息，默默流泪。他无钱无力，很难给予具体帮助，能给的帮助就是这些眼泪和随之而来的笔墨。

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不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就不再是无望的泥潭。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文人，像杜甫那样用那么多诗句描写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者的无辜和无奈。因此，杜甫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完整的“同情语法”的创建者。后来中国文人在面对民间疾苦时所产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与他有关。中国文化因为有过了杜甫，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人世对他，那么冷酷、那么吝啬、那么荒凉；而他对人世却完全相反，竟是那么热情、那么慷慨、那么丰美。

[插图]

杜甫（吴为山雕塑作品）

用感同身受的苦难来抚摩大地苦难的诗人，杜甫堪称第一。他流浪的地方多，流浪的线路长，构成了一幅饱含深情的“杜甫地图”。

他是什么地方人？很多人都会说四川成都，那是因为“杜甫草堂”。其实，要说祖籍，是在湖北襄阳，但祖父已经迁到河南巩县，因此一般都说他是巩县人。他的“心理家乡”，分布在中国很多地方。我真希望，他的足迹能被今人用诗化的方式好好纪念。只要是他写到过的地方，最好能立下一座座诗碑。“诗意地居住”，这是西方哲学家的理想，在中国却可以展开得更加饱满。因为除了诗化的自然环境外，还可以让诗作本身来做证。

在欧洲较早发达的国家，总会把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的居所和行迹尽可能地标注出来，借以显示这个地方的文化深度以及后人对这种文化深度的尊重。更夸张的是，后来欧美不少地方，甚至把海明威这样的现代作家逗留过半天，喝过一杯咖啡的记录也标示得清清楚楚，而各国游客也都将其当作一件大事，争相摄影。我们中国历史悠久、名家众多，当然不必做得那么琐碎，却也不能不做。我多么希望，让李白、杜甫的诗，从课本走向旷野，从诗集走向山水。其实，这也是对后代的一种美学唤醒。

在王羲之创造书法奇迹后，江西出现了一个杰出诗人陶渊明，用一种竹篱黄花的隐逸生活，归结了魏晋时代。

远离官场的“田园”，是他所描述的“精神此岸”，而古风淳厚的“桃花源”，则是他所向往的“精神彼岸”。他为今后的整部中国文化史，设计了一个“世外桃源”的理想境界，因此名垂千古。但在当时，他也具有一种罕见的反拨之力。在他之前，魏晋名士看穿了以曹操、周瑜为代表的英雄时代，建立了一系列“后英雄时代”传奇，而陶渊明则把他们也看穿了。

陶渊明觉得魏晋名士的种种作为还有一点儿“作态”。因此，他要回归寻常生活，并在寻常中安然自立。

这一来，我们眼前就出现了从“英雄”到“名士”再到陶渊明的“三段论结构”，也就是——

第一段，慷慨激昂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段，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段，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这“三段论结构”，后来反复出现在中外文化史上，成了一种通行模式。

我很喜欢第二段，但更接受第三段，即陶渊明的那一段。记得二十几年前我作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决定辞职，上上下下都完全不理解，我就在辞职仪式上朗诵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那一天，是陶渊明帮我做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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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陈洪绶《归去来图·采菊》）

说到这里，我要跳出这个三段论结构，做一个更宏观的整体扫描了。

中国文化因为诸子而成熟，因为秦汉而宏大，因为魏晋而凄美，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让庞大的中国文化实体造成一种脱胎换骨的创新力度。不管怎么说，显然是老了。到我前面讲的陶渊明，老子和孔子学说已经传承了九百多年。九百多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如果历经九百多年还不老化，那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生命体了，因为一切正常的生命体都会新陈代谢。

我们中国，虽然经常说创造、更新，但在文化上，总以为老就是力量，因此经常拿着老宅子、老庭院里的古书古董恣意显摆。其实，即使是老宅子、老庭院里的老主人，也已经无法掩盖整体疲惫，以及在疲惫中不合时宜的胡作非为。人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

幸好，三世纪、四世纪，中国文化在这种整体老化的危机中听到了别样的声音，居然是来自北方的马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