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一直在八达公司拿着一份薪水，但我已经不再关心八达的任何事情了。

        不过这份薪水我必须要拿。

        我不拿，张经理不会答应，拿了，和张经理的关系就简单了，以后大家还是朋友。

        那年我是可以争取在八达领一大笔奖金的，八达的困难我清楚，如果我争取奖金，就显得我小器了，我是真心希望张经理集中资金，做好几个项目。而我长期拿一份不痛不痒的工资，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我也拿得心安理得。

        我在接手项目的时候，只考虑对员工的奖励，而忽略了对我本人应该设定的奖励原则，如果硬要从张经理那里拿十几\二十几万奖金，以他的为人，不可能不给，但似乎道理上也说不通，双方心知肚明。

        那时候毕竟年轻，思虑不周。

        这边在青院，我也曾经想过，利用学院的招牌，在外面重新启动成人业余教育，不过也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

        “风波”以后，北京PR公共关系协会的活动一直很低调，几个在学院有些部门实权的骨干会员，似乎也很闷，有的还辞职下海，如果不借助协会或者其它院校的名目，很难重新启动成人业余教育这个项目。

        到了1991年，我自己也想好好休息几个月，调整一下自己。

        就八达的事情，让我紧张、兴奋、激动、最后是心冷，又是一次从火到冰的过程体验。

        由于工作非常忙，加上感情确实有问题，和小莉这一年也没“造出”小孩，从八达辞职以后，小莉在翠微路一带分到了一套小三居室单元房，我此时决心已定，新房我看都没去看，就和她提出离婚。

        在1991年春季，我们正式离婚了。

        小莉有个爱好，就是喜欢打桥牌，几乎每个星期六，都会出去打几个小时桥牌，而且还参加过国务院机关桥牌大赛，虽然没有获什么名次，但对桥牌仍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桥牌需要合作伙伴。

        她的伙伴是机关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这个傻小子不知深浅，居然给小莉写了几封“求爱信”，小莉把信给我看了以后，除了觉得好笑以外，无它。

        1990年代，社会已经很开放了，这种不管对方是不是已婚，上来就发动爱情攻势的事情，见怪不怪，但在一个硕士研究生身上出现，我觉得不应该。

        我见过写情书这小子，虽然他们经常搭档打桥牌，但小莉不可能看上他，毕竟两个人背景差距太大（过后小莉离婚，那哥们紧追慢赶，也没有达到目的），而且学生味儿十足。

        小莉是不会主动和我离婚的，但她这么和我在一起，感情上应该没有安全感，最担心的是我会出轨。

      出轨的机会有，而且不止一次，但我不会出轨，起码当时不会。

      一次是八达，一次是青院。

        都是同事，她们都对我表示过那种倾慕，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

        八达有个女员工小洁，也是北京机关干部大院出来的子弟，很性感漂亮，平时对我也有几分暧昧，我觉得是开玩笑，没当回事。

        有一次她约我去新街口影院看电影，说是放松放松。

        我去了，两个人并排在影院坐在一起，她主动拉我的手，我没有拒绝，后来在黑暗中，她紧紧靠在我身上，并把手放在我的衣服里，我感觉很是愉悦，不过还是轻轻把她推开，告诉她，我不想对不起我老婆。

      以后我离开八达，再也没有和她联系。我对她印象不是太好，主要是觉得这个女孩有些轻浮随便，虽然她当时是单身，一心坐着出国梦，但在八达，应该和我在中成14分公司遇见的那两个和副理有暧昧关系的女同事情况差不多，只是希望在八达内“找个大树好乘凉”而已。

        对这种女人，我一方面同情，一方面还是有些不屑。

        在提倡男女同工同酬的年代，我越来越体会到，在工作岗位上，男女差异是很大的。

        在职场上，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

        虽然女人在职场上，有她们很有特色的一面，而且有很多工作，确实更适合女性。

        不过在调查所和八达，竞争激烈、充满挑战，对绝大多数女性而言，可选择的位置确实不多。

        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她们的社会分工、社会责任，和男人是不同的，我本人赞同男女平等，但反对那种忽视主客观差异，空谈出来所谓男女平等的扯淡言论。

        理想美好，现实骨干，“男女平等”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