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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学术与政治》

在两篇演讲中，这个架构都是一样的。首先，他讨论外在的条件，也就是让学术和政治两种志业成为可能的制度方面的态势。然后，他开始讨论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

在不考虑制度方面的脉络的情况下，个人固然无法了解他的职业角色的“意义”；制度的“意义”，也只有在考虑到这些制度的一般性社会脉络时，才能够被了解。

科学知识散布了一项信念：“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从而打破了诸般救赎宗教对提供意义这个功能的垄断。学术和政治似乎已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它们是否必须把宗教的特殊功能也接收过来呢？毕竟，一个已经不见宗教垄断的社会，依然需要意义。已除魅的世界，依然提出意义的问题。

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同（ zu akklamieren ）。

在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沟通，殆为一种公认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之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生开通的互动。

韦伯是把学术局限在具有技术价值的知识之生产呢，抑或在此之外，他尚赋予学术另一项任务，就是去考察社会之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通过这种自我意识，需要被诠释成为目标，目标则被凝聚（ hypostasiert ）变成价值”？

对他来说，把技术上完美的管理与对公民提供满意照顾当成最高、最终极价值的官僚支配，和只顾权力的权力政治一样，都是可怕的

学术唯有作为经验知识，方有成果可言。但要成为经验科学，它必须有意识地断念于提供意义。它之所以能够增加它的成果价值（ Erfolgswert ），是因为牺牲了它的心志价值（ Gesinnungswert ）。 学术的两难局面在此。据韦伯的看法，学术看来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困局。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关于因果关联及价值关系的“客观”知识并不存在，那么便也不可能有责任伦理式的行动。唯有在价值上中立，但与价值有参照关系的知识所呈现的事态，才有办法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评价。如此，近代学术和合于责任伦理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不仅属于必要，亦有其批判的一面。在除魅的状况之下，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是一体的。

一种能够断定宗教性的以及非宗教性的心志伦理态度均在政治上不符合时代的学术反省，诚可称作实践的学术（ praktische Wissenschaft ）。不过，它之所以是实践的，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系通过对自身的扬弃（ Aufhebung ）来完成，而仅仅是借由自我坚持（ Selbstbehauptung ）；它更不是要扩张为整体哲学（ Totalitätsphilosophie ），反而要局制在专业学科范围之内。唯有如此的自我坚持与自我限制，始令它成为实践的学术。

一旦决定献身于教育，那么教师的目标应该不是只做一个“专业人”（ Fachmensch ），他多少必须意识到生活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单纯靠专业知识便足以解决的。

官僚要学习即使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亦须服从于外加的规章，忠于他人之事；政治家则必须学习如何将他视作应尽义务的事项完全承担下来，并为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

官僚行政人员必须以社会所认可的目的为主，在其中找寻自己主观的行动意义，而政治家则为他自己行动的意义关联去创造出社会的认同。

免于价值判断的自由本身便是科学家可以起身维护学术之价值的立足基础。

在一个常需要搬弄理由的时代——学术本身便是这种时代的始作俑者—它会受到各方面的要求想诱使它“越位”。基于此，学术需要一种特别的制度性保障。不只在保护它免于外力干扰，同时也防范它自己的不知节制。

韦伯批评这群政客将德国占有世界大国地位的机会孤注一掷：“就在关键时刻，保守的官僚支配竟然安排那些有官僚心态的人坐上领导位置，那些职位原应该是属于政治家来担当的。”

行政人员与科学家两者都得运用科学的方法，但却是基于十分不同的价值倾向。科学追求着知识的进步，与此同时，行政人员只尝试实际应用知识。行政人员因此发展成一套“特殊的艺术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