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了，吴伯清！” 郁胜翔将我推醒。

        “做啥？”我迷惑地问道。

        “做啥？广播听见伐（吗）？马上要进行早请示了，快！”他的语气显得急促。

        “真的呀？”我急忙翻身落地，从衣袋中取出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和大家一样直立着向毛主席作早请示，其虔诚态度远胜过耶稣教徒向上帝祷告。何需这般认真？君不知，文化大革命时代，毛主席是救星，是神，他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若有人对毛主席稍有不忠表示，便会遭“全国讨之，全军诛之”。 

      《东方红》乐曲从喇叭里传出……

      人们顿时立正，个个将红宝书捧在胸前，双目深情地注视着伟人画像，齐声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接着又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毕，只听见领头人一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众人即异口同声地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背诵毛主席语录声刚停，“唰”的一声，每个人即高举红宝书（当时仪式的规定动作）欢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半个小时的顶礼膜拜结束后，车厢内凝重的气氛才得以释然。各人开始做起自己的事，于是喊叫声、喧闹声、广播声又交织在一起。

      我向窗外望去，黄土丘陵替代了一望无际的江南水乡。带有菜园的二层楼农舍无影无踪，见到的是半山腰的窑洞，洞门前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和大蒜头，地上晒的不是稻谷而是玉米棒。从窑洞里出来的人装束十分简朴：男人头上裹着毛巾，身穿黑、蓝衣裤，腰间扎根带，别着旱烟袋；女人则头裹布头巾，穿着花布衣；至于孩童就更简单，不是光着身子就是露出屁股，反正极少看到穿戴整齐的。询问列车员，方知此地已是陕西境界，难怪所见所闻不能与江浙比及。

      下午三时许，长且高大的城墙尽收眼帘。毋庸多疑，古城西安竖在面前。有关西安，本人早已从书本、电影、戏剧中得知，据说它是众多君主立国建都之地，是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军事要地，云集了不少诗人、墨客，此地在唐朝曾繁荣鼎盛过。

      自己能跨长江、过黄河、翻秦岭、穿峡谷、亲临六省，想起来还要谢谢支内，否则别说是西安、成都、昆明，即使是南京也到不了。所以凡事总有利弊，什么都想得到是不可能的。

      本人从未想过游西安，若不是这次到成都非得在西安转车不可，此梦亦难以实现。我们一行列队，鱼贯进入西安城门时，其雄伟、宏大令人赞叹，城内的宽广景象从未见过。六车道的T字型马路和路上的马牛粪，上海不多见，汽车、自行车，人力车及马车的来往穿梭显得无序（交通指挥灯在这里是形同虚设），两旁毗邻相连的商场、店铺以及熙熙攘攘的人流所构成的商业街给人的感觉是杂乱、脏，所有门面的红颜色可谓是其独特之处。故而，这条商业街虽不及上海南京路规模，但热闹兴旺不逊于上海老北站。

      我们初来乍到，西安的东南西北亦分不清，只能跟着领导、随着人流走。逛商店购物，本人兴趣不大，这里货物的品种款式都不及上海，而陕西的风土人情倒引起我的注意，尤其是风味小吃。自己站在羊肉泡馍摊，听着陕西腔，看着盖有香菜、热乎起泡的泡馍，嗅着那辣辣的味道，肚子顿时有了饥饿感。“吴伯清，侬立了啦（你站着），做啥？”郁胜祥喊着。“馋煞（死）了，要吃就买一碗”，孙林英，沈根妹对我笑。此时我才醒悟似的，急忙向摊主要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在手中，香辣味直冲鼻子，浑身感到舒服，我不禁大口吃起来，吃得围观的同事们连连吐舌，叫“结棍，来塞（厉害）”。说是迟、那时快，忽然迎面刮来一阵风沙，我顾不及许多，竟将小半碗食物来个三下五除二，一股脑吞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出旅馆上街，看到行人神色异常，许多红卫兵在马路中央扛着横幅，拿着喇叭高呼，有十几人在地上写着醒目大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打倒叛徒、工贼、内奸刘少奇！”，“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直纳闷，半月前还与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接见的堂堂国家主席，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反革命？我原本对政治就不感兴趣，对所有运动都是默然置之、退避三舍，即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扮演的角色依旧是逍遥派。

      逍遥派是文革产物。它不同于造反派，不是保皇派，也不是中间（骑墙）派，论实质是自由派。文革初、中期，逍遥派被造反派看不起，被指责“不关心党和国家命运”，而“麻木不仁”、“无关痛痒”则是保皇派对逍遥派的评价。文革中、后期，逍遥派身价倍增，阵营迅速扩大，许多自认为革命的造反派、保皇派，随着形势变化，也转向逍遥派，各行其事。于是动员、团结、争取、拉拢，甚至大打出手抢逍遥派，竟成为当时上述派别首要战略任务。十年文革不堪回首，这场历史上空前的人为大劫难，硬是把中国推向崩溃，把人民置于绝境。

      西安名胜古迹举不胜举，奈于我们只有三天的休整时间，欲想走马观花光顾一遍不可能，去最有名的景点看看不失为明智之举。在向导的带领下，先后登上了唐僧取经路过的小雁塔、大雁塔，亲临了杨贵妃沐浴的清华池，探究了神秘的皇陵墓群，参观了不少古代建筑，目睹了未曾知晓的文史墨迹。三天一晃而过，人却兴犹未尽。每每回忆塞外风光、陕西风味小吃，兴致依然不减。

      列车从上海经西安至成都需两天两晚。前半段路程有铺位睡，人不觉得怎么累，可西安到成都就截然不同了。

      来西安前，文革运动处于“破四旧、立四新”，“大鸣、大放、大字报”阶段。没几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以北大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开创了美其名曰的“煽革命风，点革命火”。全国大、中学生纷纷响应，停课闹革命，进行大串连。中央为了达到大乱可大治的目的，从政治、精神、物质上给予支持，要求全国各地开设接待站点并做好接待工作。持一张学校证明串连的学生们乘车、坐船免票（飞机例外），吃饭、住宿不要钱，全国秩序一片大乱。鉴于这种形式，全国交通频频告急，我们这批享受绿色通道者的卧铺就此泡汤。所幸的是，西安站领导似乎知道攀枝花大三线，他们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破例地让我们这群去毛主席最关心地方的人提早两小时去车库上车，从而确保每个人有座（大串连卧铺全改为硬座）。铁路时刻表明文规定，列车的西安始发时间是下午6点10分，可到了8点钟车轮仍未动弹一步。

      菜场、庙会、股市多嘈杂、拥挤，车站、码头亦是人潮如流、三教九流云集的是非之地。此时的西安火车站，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售票处无票可售，检票口栏杆冲垮、没人看守，我在车上看见难以计数的旅客，有的肩扛行李、包裹，有的手提布包、货物，他们牵着儿女，带着老小，沿墙傻站着，生怕被红卫兵冲散，而大批只身徒手的小将却脱去上衣、卷起裤腿、高举双手往人群中劈去，借此直奔车门、窗口。这些人上车后，不是打开窗门，让底下人爬，就是踩在座位上抢位子、占地方，三人一帮、五人一伙，打、骂、叫喊，乱成一团。不过片刻，整个车厢就挤得水泄不通，甭提座位、走道、连接处，连行李架、厕所里也全是人。深秋的夜晚，寒气袭人，可车厢内乱哄哄、闷热异常，人们身上的衣服脱得只剩衬衫，还汗流浃背，通红的脸对着电扇吹，仍叫热。时针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总算听见阵阵吹哨声，看见了摇晃的发车信号，火车动了。突然间窗外响起嘹亮的歌声，我伸头一望，好家伙！岂止是有人吊车，连车顶上也爬着人，他们举起旗，高唱战歌，恰如出征士兵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