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醒来我还在回味那个梦，梦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记得最清楚的，到了鸡叫天明连梦中的那种感觉都消失殆尽了。梦里我带着孩子在逃命，依稀记得他们在找一种病毒的零号病人，而我是怀疑对象。在一条土路上，两边是各个胡同的入口，我自信地想就是这个口，这就是我熟悉的老屋，往里头瞄了一眼不对，只好继续往前跑，跑到了一栋楼房躲避。
捋清楚梦境之后一直在疑惑，我怎么会找错老屋呢，明明就是那样的胡同啊。一条沟沟壑壑的土路，东边两户人家，南面一户人家的大门正对着胡同口，西面是一户人家的院墙，都是红砖的地基、土坯的房子。算了，老屋变化太大了，应该没有错只是我没有认出来罢了。到现在老屋应该有十几年没住人了，禁不住大风、大雨和岁月地消磨，就像一个垂暮的老人。虽然每年都会去修修补补，也已经是老得不成样子了，进去都要小心，不要被砸在里面。
算起来老屋比我妈妈年纪都要大许多，那个院子见过太多苦乐，经过太多风霜。主屋在几十年前，被拆掉一半，这是姥姥的一个心结，那时妈妈还未婚假，姥姥、姥爷还算年轻。拆房子的故事我也是断断续续从姥姥口中得知的，兄弟俩分家，要不就拿钱，要不就拆房，没有把钱凑齐，第二天就来拆房了。姥姥一直是个有气量的人，那天她坐在门槛上不吵不骂，安静地看着他们 把上一辈建起来的房子，一点一点的拆干净。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除了喂饱膝下的几个孩子，她又多了一个念想，把一点点拆掉的房子，再一点点攒起来。新屋和老屋连在一起，并看不出新旧的差别。有一次姥姥抬头指着给我看，两间屋房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看了看东边老屋的房梁，又跑到西边新屋看了看，果真一个是黑色的、一个是黄色的。
在老屋的大梁上有一个燕子窝，原来燕子真的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和主人共用一个空间。可自我记事起，从没在这间屋子里见过燕子。姥姥说自从舅舅在大梁上安了吊扇，燕子就不在这里住了。院子的大门有个过道，就像一间房，木质的、厚厚的两扇门，带着铁片的包角，上面有铁质的拉环，门下面是高高的门槛，中间因为不断的踩踏平滑的凹下去。就在这个过道里还有一个燕子窝，心想这应该是老屋里的那一家在这里安得新居吧？这里也是厚实的土坯墙，夏天极为凉爽，看着燕子在这里飞进飞出的，心里竟有了些许的安慰，它们没有离家。
长大之后，我时常梦到老屋，都是些毫无根据、荒诞不经的梦，就像这次。躺在床上偶尔我会闭上眼睛，听着外面的声音，回忆躺在老屋的感觉。有时候早上我会早早的醒来，瞪眼看着窗户外面青灰色的天，碗橱上的表每走一秒就机械地响一下，鸡鸣狗叫似乎能穿透天际。大多数时候我还是会懒床，姥姥正在床边的炉子上下面条，烟熏火燎弥漫整个房间，姥爷要姥姥叫我起床，姥姥坚决不让，岂不知我已经被吵醒了，一直听着他们又在院子里因为鸡狗之事吵吵不休。
我清楚地记得老屋里的摆设，回想的时候，似乎都能还原。床的旁边是一台缝纫机，上面有个小抽屉，里面还有小姨的玉兰油粉底，小小得很时髦。缝纫机上面是一台木质的收音机，写着“上海”两个字。屋子中间是涂着黑色油漆的四角方桌和圈椅，旁边是新式的碗橱，碗橱上面是那个一直在响的、两只脚的表。老屋的一个小门连着一间小小的里屋，印象中白天也是黑黑的需要开灯。里面有几个超大的梨木柜子，上面带着牛鼻铜环，那是姥姥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最近一次跟姥姥聊起来说都没人要了，那几个柜子看来是要被砸在里面了。那台收音机和两脚的表我问起舅妈，她说早就没了，屋都进不去了。是我后知后觉，没有早点抢救。
院子不大但有很多树，记忆中夏夜乘凉、满院星辉，院里的一切都会被姥姥打理的井井有条。姥姥和姥爷经常会为了你的羊吃了我的花而拌嘴；姥爷经常会因为我在院子里刨坑训我。现在小院终于不受任何人的摆布自由的、野蛮的生长了。最老的两个枣树，老的都快要结不出果子了，灰白的、虬曲的枝干愿意往哪里长就往哪里长。还有姥姥捡来的杏树，从一颗小幼苗长到蹿过屋顶，记忆中每年只会结一到两个杏子，还要被鸟吃掉。现在它也不用顾忌主人的感受了，想结果就结果，不想结果就不结果。几颗石榴树、冬枣树，不管果实如何，主人看到都是开心的。一到春天这个破败的小院又恢复它的热闹，也变得花团锦簇、蜂飞蝶舞。到了夏天又是另外一番模样，满院荒草丛生，像是被绿色淹没。
一家人都舍不得这个快要坍塌的小院子，后山上好多年前重新搭建了支撑，屋顶上的瓦也换了修，修了换，现在屋顶怕是不敢在上去了。大风大雨的时候，姥姥惦记着房子会不会坍塌；夏天又要催促着几个儿女回去除草、打扫；果子熟了，又要催人带着回去摘石榴、枣子，似乎是大丰收。几年前小姨回去一趟转悠半天没竟找到老屋，还要问别人自己的家在哪里了，村里变得也要认不出来了。
今天小院还在，每次谁回去，问起来都会说：“房子快要塌了，院里的草都到腰了。”庆幸的是这么多年，哪怕屋里都透光了，老屋还在坚持着。我知道哪些要消散的，终将要消散。一座房、一个人总有外人不懂的执着，想留下的，也必定会被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