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作实质上是一个“自由”的过程，这个自由并不是减低写作的难度，而是达到一定的水准后自由的表达，当然，我不否认这样的写作更多指向的是诗人的精神高度，它的受限阀域更加的深远的多。写诗的都知道好像这里面有点悖论，如，我们在写作之中如果收缩了并要的写作阀门就会使诗歌的本身的承载能力下降。如，我们放开了，在写作之中诗歌本身就会变的更加的强大，我这里所指的强大更多的指向的是诗歌的包容能力，和它的能指度。前者我刚刚也说了更多指向的是诗人的精神高度，这里还可以进一步的说明“精神高度”。我这里所指的精神高度并非单一的诗人在写作上的精神纯度，而是一种大的“能指度”，比如，家国情怀，诗人自己的感受等等，比较的具体。而后者更多指向的是诗人的经验及感受，相对而言，它并不是那么的具体，相反，在写作上表现的更加的复杂。这是两者的一点区别，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诗歌发展的时间轴来谈，很明显前者出现的比较的早，单从诗歌的表现上看带着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反思。两者在写作对象上也是不一样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关于远古的敌意，在写作对象上也如此。前者诗人面向的更多的是“自我”与“他我”，或“自我”与“其他”，而后者更多的是“自我”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他者对于自己的感受，所以在写作上他的阀域就很有限了，更多的是一种沉思。这是两者的点区别，从时间上来看前者更像是一种“古老的技艺”，尽管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诗人们大多转向了自我精神上的一种赎罪，但，这之中却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女诗人们还坚守着这一高低。这很意思，坚守这一高低的男诗人，有，但很少，而这也现象在女诗人这里却十分普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到后面的“女性意识”，再到新世纪的“无性别写作”，到今天的“综合性写作”，女诗人们大多呈现出的是这样一种写作状态。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她们的写作还没回到“自我”上来，更多的还是一种“自我”与“他我”之间的纠缠，及外部世界。如，郑小琼的“打工写作”，前面的“女性意识写作”更是一种代表。这是一个大概念的上区别，而在这之中有一部分则冲破了这层写作上的困扰，直接表现在了她们的写作态度上。她们回到了自身，用诗歌写作上的态度平衡掉了这两者的敌意，深入后又带了点“野”的东西，我的写作已经回到了自身，但我用外在的诗歌写作态度，表达出了我对于诗歌的新认知，也是另外一种诗歌写作上的策略，转而丰富了诗歌所要表达的内容，保留了诗歌本身锋芒，拓宽了诗歌写作上的纬度。这在诗歌中非常的了不起，很多诗人在第一步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了，因为她生活的环境会变，时代会变。而第二者她在时代与自身之间处理的游刃有余，反而成为了她的一种优势。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部分之中的代表诗人，如，八零后女诗人杨碧薇，东北袁永萍，重庆的候乃琦等人上就更加的明显。最为明显之处在于她们的写作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情感表达，当然，说情感表达也没错，但是，她们的写作是从情感写作过滤到了一个纯度，生命本真。诗歌不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表达，表达要更加的直接一些，在写作之中她们不会再顾虑什么，就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抛开了一切法则，回归诗歌本身，这才是她的诗歌最为可贵之处。2024-0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