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沅弟季弟【1241】2024-12-25

致沅弟季弟

同治元年1862六月初二日

沅、季弟左右：

湖南之米昂贵异常，东征局无米解来，安庆又苦于辗碓niandui（舂米用具，用柱子架起一根木杠，杠的一端装一块圆形的石头，用脚连续踏另一端，石头就连续起落，去掉下面石臼中的糙米的皮。简单的碓只是一个石臼，用杵捣米）无多，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不足以应诸路之求。每月解子药各三万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为出（根据收入多少决定开支），少操几次，以省火药为嘱。

扎营图阅悉。得几场大雨，吟、昆等营必日松矣。处处皆系两层，前层拒城贼，后层防援贼，当可稳固无虞。

少泉代买之洋枪，今日交到一单，待物到即解弟处。洋物机括太岭多不耐久，宜慎用之。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吾因郑魁士享当世大名，去年袁、翁两处及京师台谏尚累疏保郑为名将，以为不妨与李并举，又有郑罪重李情轻，暨王锐意招之等语，以为比前折略轻。逮拜折之后，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地指出，余益觉大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评点：愧悔大负李元度

咸丰五、六年间，曾氏在江西处于困顿之际，李元度和他的平江勇给了曾氏很大的支持，但曾氏却对李关心不够，荐举不力。守父丧期间，他静思出山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深以亏欠李而内疚，主动提出与李结儿女亲家，欲以此作为弥补。咸丰十年，李元度因丢失徽州府（古代行政区划名。它包括安徽的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现已划归江西的婺源），遭曾氏参劾，削职归里。第二年，应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李在湖南组建安越军，东进救援浙江。同治元年二月，曾氏看到补授李元度为浙江按察使的上谕后，当即又上了一道参劾李元度奏折。参折列了李的三条罪状：一、冒禀邀功；二、徽州丢失后，不候讯结，擅自回籍，不候批禀，擅自赴浙；三、赴浙途中，节节逗留，有负浙省期望。请朝廷革去其职，交左宗棠差遣。朝廷完全按照曾氏所说的办理，李元度再次丢了乌纱帽。

这年五月十七日，曾氏又上了一道《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魁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将陈、郑、李三人列为一类，即都是背弃原主、见异思迁的人。他以春秋时期季文子不纳莒仆ju仆（山东莒国太子仆杀了他的国君来投奔鲁国，鲁宣公接受并要封赏太子仆，鲁国正卿季文子认为太子仆不正道故而设法拒绝了太子仆）、石祁子不保猛获（石祁子，春秋时期卫国政治人物。猛获奔卫，石祁子曰：天下之恶一也。恶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补？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卫人归之）为例，认为“叛于本国”的人，“断难忠于他邦”。

老九看到这道密片后，立即致函乃兄，表示不同意将李与陈、郑并列的提法。曾氏接信后，也立即意识到此片不妥。

曾氏素来谨慎老到，将李与陈、郑相提并论，并以密折的形式奏告朝廷，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为何老九一封信，他便连连说“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的话呢？这不令人费解吗？

原来，此中有着曾氏难以对人言的隐衷。

直白地说，曾氏这道密折与三个月前的再参李元度的奏折，都是不对的。其原因为：

一、二月份的参折列举的三条罪状，前两条都发生在赴浙之前。既已遭革职处分，就不必再旧事重提了。

二、罪状第三条“赴浙途中节节逗留”，算不上确实的罪证，属于影响模糊之辞，不好据此定罪。

三、尤其是将陈、郑、李三人视为“叛于本国”“断难忠于他邦”的人，是根本错误的。陈由立离开鲍超投靠河南巡抚，郑魁士离开福济而去江南大营，李元度以湘军将领投奔浙江巡抚，这些统统只能说改换门庭，然而他们都还是在朝廷指挥之下与敌军作战，怎么能以“本国”“他邦”来比拟呢？实属不伦不类。

四、至于李，又与陈、郑不同，他已遭革职，便不再属于湘军系统了，重修招募军队去浙江，连改换门庭都不能算。难得说，李元度因为是湘人，就只能在湘人手下做事吗？

要参劾的话，早在先年十一月杭州失守时，便应参劾李误了救浙大事，但那时不见曾氏的动静，直到李被补授浙江按察使时，才来此一下。曾氏是在一种什么心态的驱使下做出此事呢？显然，他心底深处的怨恨是因为李元度背叛了他，如同陈背叛鲍超、郑背叛福济一样。曾自认为他是李的主子，李的一切行径都应该报请他的同意才行。李组建安越军去浙后，他曾在给别人的信里说，李此举是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乃恩将仇报。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说，湘军将领，朝廷的命令调不动，曾氏的一封信函，却可以令他们千里驱驰。看来，曾氏不仅对李是这种态度，他对他的所有部属都是这种态度。“恩将仇报”的李元度，不仅没有受责，反而还升了官，曾氏胸中的这口怨气如何能消？于是便有了一而再的参劾。

曾氏平时最喜谈忠诚，谈宽恕，但在处理李这件事上，恰恰暴露了他的私心和狭窄。曾氏以圣贤为榜样，后世也有许多人将他看做圣贤，他其实并不是圣贤，此事可作为一个例证。

曾氏自以为别人看不透他的背后用心，不料他的胞弟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猛然醒悟：这套障眼法一定蒙蔽不了世人，遂干脆认错。曾氏后来一直对这件事悔恨着。

六年后，他郑重地在此折片的尾部写下这样一段“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

晚年，他反复叮嘱家人，要将他咸丰年间所许诺的“与李家结姻”付诸实现，并一再忏悔自己有负于李。过了几年，李受贵州巡抚张亮基之邀，赴黔办军事，不久官复原职，后又升为贵州布政使，最后死于任上（1821年-1887年，享年六十六岁）。

李元度自然对曾氏心存恨意，但由于曾氏的诚心忏悔和本人晚年的官运顺遂，最后还是原谅了曾氏。在曾氏去世后，他写了十二首悼念诗，对曾氏予以高度评价，对彼此之间的嫌隙予以冰释。兹录第九首于次，供大家吟赏：“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