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你一笔财富（比如1 000腓尼基舍客勒）并不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利益，但 是如果失去同等金额的财富，则会使你感觉受到了更大的伤害，那么你就处于不对称之中。
这不是一个好的不对称：因为你变得很脆弱。
塞内加用以对抗这种脆弱性的实用性方法就是，通过心理练习来弱化财产在心目中的地位，你本人财富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房子再大你也是住一段时间，但是你是为你的家人，为了社会，也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你的家人和社会，你需要设立你每年每天的愿望，都极为重要。
如果你一醒来愿望是让家人都快乐，你还会犯情绪吗，不容易吧，如果你的愿望是让自己快乐，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犯情绪，我就要在房间里大声唱首歌，结果别人就不快乐，这个时候别人就会说你，那你这个时候会快乐吗？
知性的生活关乎如何进行情绪定位，以消除伤害的刺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方法就是淡化你所拥有的东西在你心中的地位，这样任何损失都不会给你带来伤痛。世界的波动性也不能给你带来负面影响。
斯多葛主义的主旨就是情绪的驯化，而不一定是情绪的消除，情绪消除不了，如果一点情绪没有那他就不是人了，所以呢对情绪进行驯化，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控制情绪。
它不是要把人类变成植物，而是将他们对情绪的关注转移到对产生情绪的核心根源的关注上，就像刚才说的你是要家人幸福还是自己情绪上，同时保持对情感的掌控力。
在我看来，现代的斯多葛主义践行者就是能够将恐惧转化为谨慎，将痛苦转化为信息，将错误转化为启示，将欲望转变为事业的人。
你的欲望是赚很多的钱，要那么多钱干嘛，我要赚那么多钱让我父母健康长寿，让孩子健康成长，让社会更加和谐，你这么一想，你机会发现他变成了事业。把原来想赚钱的目的变成了事业。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因为你是利他的。
塞内加提出了完整的培训计划，借助于一些有效的小技巧来妥善掌控生命和控制情绪。
罗马时代的斯多葛主义者已经懂得采用一些小技巧来避免自己被愤怒冲昏头脑，做出伤害别人，乃至将来可能后悔的事情，比如遏制自己在奴隶犯错的时候打他的冲动。
现代人可能不一定认为这个决定有多么伟大，但是请想想，在那个时代，就连原本做事深思熟虑的哈德良皇帝也在愤怒失控的情况下戳瞎了一个奴隶的眼睛。而当哈德良的怒气消退后，他深感后悔，但造成的后果已经不可挽回了。
塞内加也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社会行为，即对善行进行投资，我们可能会被剥夺一些东西——但是，善行和美德是不会被剥夺的。
所读的书籍都会涉及感恩，爱，行善。
塞内加曾说过，财富是聪明人的奴仆，愚笨者的主人。聪明人说财富可有可无，可以把它去孝顺父母，去帮助兄弟姐妹，而愚笨的呢他是财富的奴仆，痛不欲生，甚至跳楼自杀。
他打破了一点儿斯多葛学派的传统习惯，即保留了所有有利的因素。
在我看来，如果以前的斯多葛主义者声称他们宁愿贫穷也不愿富裕的话，我们就需要对他们的态度表示怀疑，因为这可能只是空谈。
由于当时大多数人都是穷人，因此他们需要一些说辞来解释他们的处境。
塞内加是用行动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保留着所有财富的事实。
关键是，他表现出爱财富，却不让财富伤害他的行为。
塞内加甚至在他的《论恩惠》一书中概述了他的战略，并用了“簿记”一词来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收益的簿记很简单，先将它们全部计为支出，如果有人归还了，则确认为利得（我强调这点）；如果无人归还，那么我也不认为这是损失，就当是我送给他了。”这是道德式记账，不过也算是记账。
国庆节 你给哥哥姐姐妹妹家孩子一共五个孩子，每个人1000元，这全是支出，如果有人给你家孩子1000，则是利得1000，而不是5000－1000损失4000.支出是开心，和回报没有关系 ，如果有人给了一千是得到了1千，如果没人给也不是损失，因为他是你改支出的。
这样，他对命运耍了个花样：保留好的、剔除坏的；摈弃不利，留住有利。
可以说，他自私地将伤害从命运中消除，同时又以非哲学的方式留住了好处。
这种成本效益分析不太符合我们对斯多葛学派的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利与不利结果的不对称形式。
其实，这就是最纯粹的反脆弱性。
思涵老师在北京，兄弟姐妹5个，他连拆迁房都不要，希望父母健康快乐，他也是这样去做的，结果他的财富是兄弟姐妹5个中最多的，你最终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的多。
财富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损失得更多。如果在命运安排的事件中，你失去的比能够得到的更多，那么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而且是不利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非常普遍，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给我们带来脆弱性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第1章中提到的邮包：它不喜欢被晃动，也讨厌混乱家族的各个成员，因此它是脆弱的（很脆弱，因为它不管遇到什么事它都会一无所有，因此是非常不对称的）。
而反脆弱性的邮包在摇晃中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最简单的判断测试：如果我“一无所失”，我获得的只有利益，那么我就是具有反脆弱性的。
要知道为什么不对称性能像波动性一样带来回报，只要想一下，如果你失去的比得到的少，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少，那么你会喜欢波动性（波动性总体来说会给你带来好处），你也是反脆弱性的。
因此，我的工作就是用基础不对称结构将以下4个要素联系起来。
脆弱性等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于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于（不利的）不对称性。
反脆弱性等于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
如果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损失，那么你对波动源就具有反脆弱性（反之亦然）。此外，如果潜在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那么你可能会因为波动和压力不足而受到伤害。
现在，我们怎么把增加有利因素、减少不利因素的概念付诸实践呢？我想，从下一章的杠铃策略中可以找到答案。
如何欺骗丈夫的精确准则——杠铃策略介绍——将外交官转变为作家，或者反过来杠铃（或双峰）策略是一个实现反脆弱性、向三元结构的第三类转移的方法。
一夫一妻制中的妻子通过嫁给会计师再与摇滚明星偷情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变。作家如果白天能从事一个与写作活动无关的闲职，那么他的作品会写得更好。
迈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减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说，通过降低自己暴露于负面“黑天鹅”事件的概率，让反脆弱性顺其自然地发挥作用。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强制性要求。这听上去可能显而易见，但似乎总是被忽略。
因为脆弱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如同患上绝症。
一个邮包会在恶劣的环境中破碎之后，又在恢复适当条件时自我修复。脆弱性与齿轮不可逆转的特征类似，其造成的损害也是不可逆的。
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线与事件发生的顺序，而不仅仅是目标——科学家们称其为路径依赖性。
这个特性可以这样表述：你先动肾结石手术然后再麻醉身体的治疗方式，与你先麻醉身体再动手术的治疗方式是不同的。
你吃饭时先享用咖啡和甜点，最后喝西红柿汤的感受与以相反的顺序进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路径依赖的观点帮助我们简化了我们的方法：我们很容易识别脆弱性，并把它置于三元结构的脆弱类中，而不看其潜在的益处，因为破碎的东西将永远破碎。
这种路径依赖性带来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们忽视，这些习惯于静态思维的人往往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产生利润，而生存和风险控制等是之后或许会考虑的问题。
这些商人忽略的是：较之于成功，生存的逻辑优先级别更高。要赚钱，最好先考虑生存问题。在考虑与速度和增长（也就是任何与运动）相关的概念时如果不考虑脆弱性，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
请想一下，如果有人想在纽约市以每小时250英里的速度开车，那他肯定哪儿都去不了，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它的有效速度等于是每小时零英里。
我们需要关注有效的而非名义的速度，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社会政治话语往往会掩盖这个基本的问题。
由于路径依赖性的存在，经济增长不再能摆脱经济衰退的风险，金融回报不再能摆脱终端损失的风险，“效率”也没法摆脱事故的风险。
“效率”本身的概念因此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一个赌徒最终面临爆仓（失去赢得的一切）的风险，那么其策略的“潜在回报”就是无关紧要的。
多年前，一所大学的研究员对我吹嘘说，他们捐赠基金的收益率约为20%，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回报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变成灾难性的损失，果然，某年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所有的账面收益都化为乌有，甚至危及了大学的日常运转。
换句话说，如果某个事物是脆弱性的，那么它破碎的风险会导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变得无关紧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风险。
罗马作家普布里亚斯·塞勒斯就曾写过：你无法既仓促又安全地做好任何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事情能办得到。
正如对一架坠机风险很高的飞机来说，“速度”多少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无法到达目的地，而脆弱性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被称为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