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习之101301

【原文】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白话】有子说：“说话讲求信用但要近乎道义，所说的才可以去践守；对人恭敬且能近乎礼仪，才能够远离耻辱；姻亲（虽然是因婚姻关系而成）却不失其为亲属，此亦可以当做宗亲来对待。”

有子就是有若，凡是被称谓“子”的都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有子虽不列“四科十哲”，却紧随其后，列孔庙配享十二哲第十位。在《学而篇》十六章之中，这已是第三次记录有子的话了，可见其在孔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

【思考之一】为什么“信近於义，言可复”呢？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就是约信，也就是跟别人的约定、对人的承诺和誓言；“义”是指适宜的、合理的、应当的事情；“复”是指实践约定时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跟人约定的事，如果是适宜的，则约定时所说的话就必然是可以兑现的。

这怎么感觉和孔子一贯主张的“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相矛盾呢？

古人讲，与友人交，一定要言而有信。“季札挂剑”的故事，历来被誉为诚信的典范。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有一次出使时去拜会徐君。徐君一见到季札，就被他腰间佩剑所吸引，却又不好直说，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看在眼里，内心暗下许诺：等我出使完各国之后，一定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君。怎料季札出使返回时徐君已经过世。季札解下配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季札的随从疑惑地问：徐君已经过世了，您将剑悬在这里，还有必要吗？而季札却说：虽然他已经走了，但我的内心对他曾经有过承诺。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义呢？君子讲求诚信与道义，就像季札，他没有因为徐君的过世，而违背做人应有的诚信。

那怎么又讲“信近於义，言可复也”？

戴溪解释说：“有子之意以为信当出于义，恭当出于礼。若信不出于义，则世之小人得不义之言以求一切之信；恭不出于礼，则胁肩谄笑以足恭为礼矣。”朱子注曰：“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陈祥道曰：“言必信，则远义；行太巽，则远礼。君子无远义之信，然后言可复；无远礼之恭，然后远耻辱。晋文公伐原退舍，则言可复；尾生之信，非可复也。孔子敬所不敬，则远耻辱；陈质之恭，非远耻辱也。”晋文公退避三舍，是言而可复；尾生抱柱而死，是言不可复。

孟子也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真正的君子，不一定就必须是言必信，行必果，而是要根据是否合于道义而行。就连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士”的问题时，也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说话一定要守信，做事一定要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也就是说，言必信，行必果，这种人是不足取的次之又次的士，只比“斗筲之人”稍稍强那么一丁点儿。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也都记载了孔子“要盟也，神不听”的事。孔子路过蒲地（今河南长垣）的时候，正好遇上公叔氏据蒲反叛卫国，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自己带了五辆车子跟随孔子周游各地。他这个人身材高大，有才德，且有勇力。公良孺跟蒲人打得很激烈，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到卫国去，我就放你们走。”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这才放孔子他们从东门出去。孔子于是回到了卫国。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子贡说：“盟约也可以违背吗？”孔子说：“在要挟下订立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一个人能做到“言而有信”，是为别人所称道赞扬的，一定说你是个守信用靠得住的人。生活当中我们人人也都想享有这样的美誉，不想留下不好的信誉记录，除非那些存心骗人的人。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都想守信用，有时候却不一定能做得到呢？

比如说别人找你帮忙，你想当然就满口答应了，人家对你也满怀希望。可后来你发现这个事违反规定，或者因为其它原因根本不能办，最后你只能跟人家说对不起，让人家失望。

再比如说，你托别人办事，别人就开始为你操心劳动，没过几天，你发现其实你不需要这样，或者说你中间又改变主意了，或者你又另托别人了，结果前边那个人来跟你说我办得差不多了，于是你进退两难，你只能说对不起，让人家白忙半天，人家心里也不会高兴。

再比如说你要开展一项工作，本应该找所有相关的人员来商量，集体决定，但是你只跟少数几个人商量就决定了，把其他应该知道或应该参与决策的人忘了。结果最后发现因为大家没有共识，事情还是行不通，于是只好放弃你前面的决定。

为什么做不到“言可复也”，关键在哪里呢？其关键在于是否“信近于义”，也就是所约定的这件事情是否合于义。钱穆先生说：“本章言与人交际，当慎始，而后可以善终。亦见道有先后高下之别。”所以君子做事都是以道义为先，用智慧观察之后，再决定是做还是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