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秋雨的《抱愧山西》，对山西人油然而生敬意，更对山西商人曾经创造的财富奇迹抬头仰望，赞叹不已！

        没想到在19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竟然是山西，直到20世纪，山西仍然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多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里。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不禁感叹，当时的山西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富商呢？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上，山西那些大商人，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剥削。相反山西商业的发达，富豪人家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的生活水平。那么山西人靠什么成就了那么多富商呢，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一带，带着这个疑问，我跋涉在余秋雨的文字中。

              勤劳和智慧

      由于长期在外经商奔波，贸易往来，实银重担，车载马驮，除了车马劳顿之外，还有饥盗匪徒的风险。于是聪明的山西人，在平遥西大街上，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并在全国设立18个分号，当时全国18个省)。并且在它的影响下，平遥镇出现了很多类似“日昇昌”的大票号，大商行。于是全国东南西北的金融脉络梳理通畅，全国民间钱财疏通的主宰稳稳的掌握在的了山西商人手中。可想知，这些商人都是农民出身，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拥有如此气概和谋略，聪明和智慧，真是令世人抬头仰望！

      据古书记载:“平遥县地瘠薄，人多耕织少。”

      “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

      可见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代，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那么多的物产。但有胆略的山西人却没有拘禁于贫困一隅，没有被囚困于狭窄空间，而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创造出了更广阔的生命空间，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肌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       

        首先是走西口。口外，驻防军、垦殖者和游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系着内地的贵胄之家。商人来来往往，还呼唤出了大量旅社、客店、饭庄。可以说是当时的山西商人，带动了口外的繁华，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的敬佩起来。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有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期间的辛劳和酸楚不言而喻。

        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他们的胆识谋略，勤劳吃苦的精神，无不让人动容，无不让人心生敬意！

            良好的人格素质

      义无反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还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养，有着很大的关系。

        坦然从商。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但山西人却不是这样的，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做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得很纯粹。

        目光远大  。如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快，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了。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架，整个中国版图都在其视野之内。山西商人凝聚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儿面上有缺漏。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是由于他们视野的开阔和目光的敏锐。

      讲究信义。山西商人的诚信是家族家规中的最重要一条，自不用再言。只“道义”二字，就足以让世人对山西商人刮目相看。如: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的一笔勾销；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起，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的还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商人这种仗义、道义真叫人敬佩，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看到人家这种眼光格局，会不会心生愧疚呢。

      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儿，厚实而不排他。不愿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正是这种“大商人心态”，给了远远近近的做生意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严于管理。山西商人最早发迹的年代，全国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陕西商家的“号规”内容不禁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如:规定所有的职员必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业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账规则，以及分号职工的汇款、省亲规则等等。可见山西商人，自我约约束的严格，经营守则的规范，无序中的有序。因为他们明白，无序的行为只多得益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正是山西商人高尚的人格素质，敏锐的目光，诚信为本，严于律己，才是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像模像样的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的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创造了“海内最富”的奇迹。他们精神，他们人格堪称商届榜样，后人的楷模。

      那么，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为什么败落了呢？除了自身(如日昇昌票号总经理雷覆泰和副总经理毛鸿岁羽争做第一功臣导致的人事纠纷互相谩骂)原因，还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外国列强经济的渗透，洋行的设立，国家大清银行的创办等，使票号遇到了强大对手。再加上军阀割据，票号遭遇挤兑，政府“见死不救”等，终于使山西票号走上了末路。很悲壮吧！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甚至朝廷财政“拮据”时，山西商人也是慷慨相助，“募捐”有功的。但在其真正遭遇困境时，希望政府能出手相助(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却是满纸空文，一无所助。更悲哀的是中国文人学士都鄙视商业，更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所以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这种无视与轻慢，实在是不可思议，也许他们偏见到，他们手中的笔墨纸砚从哪运来都不知道吧。哈哈！

        所以作者说“愧对山西”，着实“愧对山西”很多。但不论岁月如何流逝，朝代如何更迭，山西人的那种聪明智慧、吃苦耐劳、敢闯敢做、诚信做人的精神将代代相传，流芳千古，也将引领着山西人民永远走在富裕幸福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