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鄂渚外滩景区介绍，龙蟠矶是春秋时期伍子胥弃楚奔吴的渡江点，而我早就知道，附近的得胜洲是他暂时躲藏的芦洲。伍子胥弃楚奔吴的最早起因，是楚平王的嫡长子、太子芈建到了成年，原本迎娶绝色美女、秦国公主孟嬴，在奸臣费无忌的安排下，被贪色的楚平王中途强占了娇妻，实际娶到的是孟嬴的陪嫁侍女，心怀不满，被安排到东北边境城父镇守。几年后，费无忌担心芈建将来继承王位，会加害自己，于是诬告太子在边境谋反，杀之不成，逼其逃往宋国。太师伍奢因属太子党，被政敌费无忌迫害，累及二子，以释放伍奢为由，骗取他们前去，一同处死。伍子胥不从，从楚国都城郢都出逃，在夏口一路逃窜，昼伏夜出，到了邾县（即齐安），发现依旧有追兵，就涉江钻进鄂渚芦洲的芦苇丛里。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云：他“至于鄂渚，遥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涛万顷”，“望下流沿江趋走，至于芦洲，以芦荻自隐”。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曰：“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城南对芦洲”，“亦谓之罗洲矣。”光绪版《武昌县志》云：“芦洲在县西二十里，一名逻洲，一名罗洲。”如今的龙蟠矶早已被修建观音阁，庇佑鄂渚水土安宁，而且其旧名应该是节度石、接渡石，与附近的芦洲皆位于鄂渚城外的江中。《武昌县志》云：“节度石在县东三里江中。江中有节度石一段，广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阳武昌界分江于斯石也。旧传子胥去楚，渔父接渡于此。后讹为节度石，石上更有人迹。”昔日的芦洲、罗洲约于民国初年崩塌、沉没，不久后重现江面，往下游挪动少许，即今鄂渚的得胜洲。
关于伍子胥“千里大逃亡”的故事，各种史料是存在一些争议的。第一个争议，应是伍奢被囚郢都时，伍子胥身在何处，从何处开始逃亡。关于这点，《左传·昭公二十年》只用“员如吴”三个字。《史记·伍子胥列传》只写“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越绝书》只写“奢得罪于王，且杀之，其二子出走”。《吴越春秋》只写楚平王“遣使者驾驷马，封函印绶，往诈召子尚、子胥”。按照一般常识，伍奢是楚平王长子芈建的太子太傅，在郢都做官，那么其二子和家眷应均在郢都的伍宅，或称太傅府。有人认为他们应该都追随太子左右，身在位于淮右城父的太子府，但是担任太子少傅的费无忌身在郢都，因而此说不攻自破。元杂剧《伍员吹箫》首次提及伍子胥镇守樊城，得到芈建的通报，又遭到费无忌之子的捉拿，一起逃到郑国。京剧《战樊城》言明伍子胥镇守樊城，遭到楚国大将武城黑带兵捉拿，只好突围而去，并未言明下一步逃亡何处，如何逃亡。这些都是后世的演义，并非确切史实。根据《左传》的描述，费无忌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因而楚国应该主要防止他投奔吴国，务必派兵扼守东塞昭关。根据《东周列国志》的说法，伍子胥的老家在荆州监利，但当时“尚与员俱随其父奢于城父”，而城父位于淮右亳州谯城，为楚国东境战略要地，也即太子芈建的驻地。伍尚被骗去郢都后，伍子胥预感不妙，赶紧东逃，不久到了长江边，沿江东下；后改主意北上，投奔身在宋国的太子芈建，失败后又南下，经过昭关，又到了长江边。文中描述，“至于鄂渚，遥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涛万顷，无舟可渡，伍员前阻大水，后虑追兵，心中十分危急。忽见有渔翁乘船，从下流泝水而上”。作者冯梦龙应直到鄂渚在荆楚东境，在邾县城南江中，伍子胥在淮右、中原转圈，又回到荆楚。由此可见，冯梦龙关于伍子胥最初从城父出逃的猜测，应该是错误的，造成地理方位的大混乱。他肯定了一点，伍子胥从鄂渚渡江，而鄂渚在武昌城外的长江中，也即鄂渚芦洲。因此，我怀疑伍子胥最初是在老家监利，向东逃到了邾县，遇到追兵，然后逃进附近江中的林泽和芦洲。他生于荆江之畔，熟悉芦丛和沙洲。
饥饿难耐的伍子胥，得到一个鄂渚渔夫馈赠的食物，包括“麦饭、鲍鱼羹、盎浆”。这里的麦饭应是大麦饭，小麦直到汉末才到了江东；鲍鱼羹是咸鱼汤，并非鲍鱼做的鱼汤；盎浆是古代的米酒，用盎壶装着。伍子胥被呼为“芦中人”，渔夫被呼为“渔丈人”。等追兵走后，渔夫划船迂回行走，观察动静，在芦洲附近的龙蟠矶横江而渡，到了对岸邾县东边下游，在靠近巴河入江口的伍洲停歇，然后从江畔渡口秘密上岸。伍洲的得名源自纪念伍子胥在此登岸，而且巴河镇的旧名为伍贞城，临近伍洲，后因巴人移民于此而改名巴河镇。伍子胥为了防止泄密，“临去，解佩剑以授渔翁”，一路向东，而渔夫为了打消他的顾虑，遂覆舟自沉以示保密，或者持匕首、持宝剑自杀，反正当即死亡。《武昌县志》云：“解剑亭在县东北，亭在通淮门外江次，与伍州（今属浠水巴河镇）相对。子胥渡处也。”很明显，这座后世纪念性的解剑亭应该修建在长江北岸的齐安境内，具体在巴河镇的伍洲，但是出于景点集中的需要，改到了伍洲对面、长江南岸的鄂渚通淮门的外滩。这里必须指出，《史记》《东周列国志》里，过鄂渚和过昭关的次序可能是被颠倒了，主要原因可能是司马迁、冯梦龙不熟悉“鄂渚”的地望所在，因为在屈原《涉江》里，鄂渚应在荆楚境内，不可能比淮右的昭关还远。真实的次序应该是过鄂渚芦洲在前，过淮右昭关在后。明代《东周列国志》自己亦承认：“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有解剑亭，当年子胥解剑赠渔父处也。”武昌即鄂渚，通淮门乃其东北门。《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因为这段话，后世对芦洲、解剑亭的具体地点，持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渡江点在昭关附近，应该是淮右含山县毗邻的和县，对面是采石矶。伍子胥过昭关的重要情节，不见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最早见于《史记》，应该是司马迁的一种猜测，因为楚国的长江西塞是捍关，在瞿塘峡附近，而长江东塞是昭关，在采石矶附近。至于伍子胥一夜白头、蒙混过关的重要情节，最早出自明代《东周列国志》。唐代《伍子胥变文》重点写伍子胥逃亡途中哭泣悲歌，却没有写他一夜白头的经典情节，而且含糊提及离开“楚关”，跟渡江连在一起，并未明确写昭关。元杂剧《伍员吹箫》没有提及过昭关，只写伍子胥在江边遇到浣纱女、渔翁的帮助，渡江到了吴国。现代冯至小说《伍子胥》提及过昭关，但未写一夜白头、得到帮助、遭到追杀。这些不同的说法的主要根源，应该是先秦典籍语焉不详，以致后世文人有着不同的猜测，各执己见。至于江左江浦的乌江口、仪征的胥浦，以及钱江的多处，另当别论，基本属于伍子胥后来在吴越一带活动的历史痕迹。
《史记·伍子胥列传》虽然详细记载了伍子胥的生平，但是存在的问题和疑问较多，比如对伍子胥去楚奔宋的过程缺少描述，没有强调他被追捕的特定情形，反而唯独强调了他过昭关、过长江的紧张情节，而且该情节为其“首创”。按照费无忌的猜测，伍子胥首先会向东逃往吴国。根据东汉《越绝书》的描述，“子胥闻之，即从横岭上大山，北望齐晋，谓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带河，其民重移。’于是乃南奔吴。至江上，见渔者”。这里的“横岭大山”，我猜测应该是大别山，古称“衡山”“横山”，在楚国东北境。伍子胥从樊城突围而出，最佳逃亡路线不是沿着汉江东下，容易被抓住，而是北上至大别山，一则投靠据守城父的太子芈建，二则寻求晋国、齐国的帮助，但是此时芈建已逃往宋国，伍子胥对晋国、齐国不信任，然后自北向南，正好到了邾县（即齐安）的江边。东汉《吴越春秋》如此描述，“胥乃贯弓执矢去楚。楚追之，见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无人之野，胥乃张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泽之中，言楚王无道，杀吾父兄，愿吾因于诸侯以报仇矣。闻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员奔宋，道遇申包胥”。这里的大江林泽，应该在邾县，而对岸鄂渚的泽林镇历来有伍子胥躲藏、遇见申包胥的历史传说。《吴越春秋》继续说，伍子胥过昭关后，“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不得不说，在秦汉典籍中，《吴越春秋》对伍子胥“千里大逃亡”的过程描述最为详细。我可以提出一个大胆而合理的观点，即伍子胥“两次渡江说”，第一次在鄂渚的大江林泽，被使者追击，第二次在和县的大江芦洲（采石矶附近至今有江心洲），被边将追击，而且因为鄂渚本身自古亦有芦洲（现为得胜洲），于是《史记》的记载便弄混淆了。《东周列国志》也两次写到伍子胥在长江逃跑，第一次是出逃之初，“伍员行及大江，心生一计，将所穿白袍，挂于江边柳树之上，取双履弃于江边，足换芒鞋，沿江直下”，第二次是昭关之后，“伍员疾行，至于鄂渚，遥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涛万顷，无舟可渡，伍员前阻大水，后虑追兵，心中十分危急。”伍子胥的渡江道比曹操的华容道还扑朔迷离。
我最初的理解是，伍子胥从邾县（即齐安）渡江到芦洲，再从长江南岸远赴太湖流域的吴国。但是过了鄂渚向东，进入江右境内，到了鄱阳湖的西边，他如何便捷地到达几百里的湖泊的东边呢？如果伍子胥的目标是太湖边的吴国都城，他必须克服南北向的鄱阳湖的阻拦，绕到湖泊的东面，便不需要经过位于长江北岸的淮右含山县的昭关。如果要去昭关，他渡江到江南的鄂渚，然后渡江到江北，无疑是绕了远路啊。他只要不走长江，改道鄱阳湖南岸即可，但是其实际的逃亡路线里并无鄱阳湖的记载，必须经过昭关。因此，比较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据说伍子胥生于鄂渚华容段店镇的伍担湾，伍奢被捕时，他与伍尚正在老家伍担湾，等到伍尚被捕去郢都后，他从伍担湾东逃，在三江口一带的江边奔走，已经遇到使者的追捕，为了躲避追兵，便游泳逃进附近的芦洲暂避。二是他从江北监利一直逃到邾县，遇到使者的追捕，只好躲进邾县城外的芦苇滩，再游泳到附近江中的芦洲，停歇一日，可以彻底摆脱江北驱车追赶的追兵。在鄂渚小憩后，他从龙蟠矶搭船渡江，重回江北，曲线逃亡，到达淮右北岸的昭关，没料到楚平王画影图形，早已贴在东塞关口，他的必经之地。按照《东周列国志》的具体说法，他在鄂渚打定主意，到了江北邾县后，翻越大别山，沿着淮河一带奔走，先后去宋国、郑国见太子芈建，欲借宋、郑之兵，为自己复仇。没料到芈建在郑国做局，企图控制郑国，被郑人杀死，计划落空，伍子胥只好带着芈建之子芈胜逃出，经过陈国南下，计划通过昭关，前往吴国，欲借吴国之兵为自己复仇。
《东周列国志》云：“出了此关，便是大江，通吴的水路了，形势险隘，原设有官把守，近因盘诘伍员，特遣右司马薳越带领大军驻扎于此。”在这里，“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京剧《过昭关》里，他唱道：“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盼到明天？”在扁鹊弟子东皋公的帮助下，他好不容易过了昭关，出了楚境，沿江东下，直奔镇江。“伍员与芈胜遂入吴境，行至溧阳，馁而乞食”，再南下至吴国故都梅里（今无锡），“吹箫过于吴市”，逐渐引起吴国高层的注意。他帮助阖闾杀死自己的兄弟吴王僚，夺取吴国王位，得到阖闾重用，帮助吴王修建牢固的姑苏城，成为新的都城，再建立强大的水师，为此开凿胥河，是中国古代第一条人工河，连通太湖和长江，然后让吴国水师有意避开楚国水师重点布防的长江天堑，从高邮湖、洪泽湖北上，艰难绕到淮河（也即后来夫差开凿的邗江线路），直插大别山中部的北面。伍子胥东逃十六年后，公元前506年，楚平王死去十年后，吴军布设各种迷阵，突然从大别山中部改为步兵，闪电进入江汉平原北端，在柏举之战击败楚军主力，趁势攻陷郢都。伍子胥找到楚平王的坟墓，掘坟鞭尸以泄愤，为父兄复仇。
吴军进入郢都后的暴行，犹如人间地狱，除了掘墓鞭尸，还被称为“居麇之地”，绝不亚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而这些应是伍子胥复仇的重要内容，带有强烈的国家羞辱性质。《左传》载：“吴入郢，以班处宫。……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史记》载：“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史记·吴世家》载：“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吴越春秋》载，伍子胥“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子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东周列国志》载：“是晚，阖闾宿于楚王之宫，左右得楚王夫人以进”，更是“淫其妾媵殆遍”。对吴军暴行的描述，《史记》只写伍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下，似乎寄寓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仇恨，不写吴军的淫虐，以突出伍子胥形象的高大。《左传》《公羊传》并未提及掘墓鞭尸的著名情节。《谷梁传》提及吴军“坏宗庙，徙陈器，挞平王之墓”，但并未说明是伍子胥所为，而《史记·楚世家》亦云，“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吕氏春秋》提及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向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这里说鞭打坟墓，并非掘坟鞭尸。与之相应，《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亦云：“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由此可见，伍子胥挖掘坟墓，鞭尸三百，以泄心头之恨，应为司马迁杜撰、添加，塑造复仇者的极端形象。东汉《吴越春秋》将掘坟鞭尸更夸张放大，描述伍子胥对楚平王的遗骸“左足践腹，右手扶其目，诮之”，还描述吴军在楚宫集体淫乱狂欢的暴行，因而后世认为该书是杜撰的小说野史。明末顾炎武《子胥鞭平王之尸辨》提出质疑：“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传》不载，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无发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于平王也。”
关于吴军淫乱暴行，后世亦认为是《吴越春秋》虚构。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左传》的“以班处宫”“耻为禽焉”，以及楚昭王只带走年幼妹妹，楚国王室仓促逃亡，便不难发现吴军进入郢都后，按照等级占领楚王、大臣的宫室，含蓄表明强占他们的女眷。那时，孟嬴所生的楚昭王十六岁，其夫人、姬妾们皆不足十五岁，因而遭受阖闾蹂躏时，“莫不战栗”。伍子胥还“使孙武、伯嚭等，亦分据诸大夫之室，淫其妻妾以辱之”，“是时君臣宣淫，男女无别，郢都城中，几于兽群而禽聚矣！”《东周列国志》沿着《吴越春秋》的思路，还写阖闾想玷污闭门守节的太后孟嬴，是年三十三岁，为其以礼呵斥、以死相逼才罢手，保住贞节。至于庞大的吴军，他们会去祸害楚宫的宫女、郢都及附近富户和百姓的妻女。伍子胥还不解恨，欲杀平王之子昭王，猜测其投奔郑国，遂伐郑。《东周列国志》还补充了一个关于渔丈人之子的故事：“时鄂渚渔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郑城之中，闻吴国用伍员为主将”，往郑君前请命，“缒城而下，直入吴军，于营前叩桡而歌曰：‘芦中人，芦中人，腰间宝剑七星文，不记渡江时，麦饭鲍鱼羹？’”伍子胥召见之，感念丈人之恩，解围而去，还归郢都。作者赞曰：“密语芦洲隔死生，桡歌强似楚歌声。三军既散分茅土，不负当时江上情。”《淮南子·泰族》云：“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虽然楚军崩溃了，但是楚民自发开展游击战。新兴的宗族重臣子期、子西，亦四处召集溃散的楚军，聚集人马，伺机反扑，报仇雪恨。
一个鄂渚渔夫救了伍子胥，一个鄂渚难民救了郑国，一个鄂渚官员救了楚国。楚国大夫申包胥，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闻听伍子胥种种行为，“想起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昭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难，除是求秦”，遂独自到秦国咸阳宫外大哭，对秦哀公痛切陈辞：“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他哭了七天七夜，终于得到秦军的援助，派出援军南下，与楚军一起打退吴军。越王允常率军在吴国南部袭扰，吴军亦有后院失火的忧患。吴军东归时，掳掠了大量美女、财宝，还迁徙了一些人口，以充实江淮之地。这是伍子胥借吴军灭楚的沉重代价，而申包胥借秦军复楚单纯是打了感情牌、眼泪牌。此前，因申后被废，申侯借犬戎之兵攻打周幽王，导致西周灭亡，犬戎掳走褒姒，大肆洗劫镐京的财物和子女，迫使周平王东迁。此后，安史之乱中，唐肃宗借回纥之兵收复两京，攻下长安的代价是对半分，“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而攻下洛阳的代价是纵容回纥兵大肆淫掠，“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回纥兵班师时，唐肃宗还下诏致谢：“功济艰难，义存邦国，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为了收复或攻占都城，统治者或决策者根本不顾百姓的生命与财产。看见楚王还都，申包胥立即请求退隐，淡泊名利，被传为佳话。申包胥的老家，据说在鄂渚泽林镇申映湾村。申包胥与伍子胥为同乡好友，名字里都带有“胥”字，据说是早年的八拜之交，而且他们的故里皆在鄂渚，亦有监利之说。真真假假，我便不知其中分别。伍子胥和屈原一直是楚国历史的两个标记和痛点，土生土长的最有名的武将和文人，类似先知，资质非凡，忠君爱国，一腔热血，却处处被小人陷害，被边缘化，振兴国家的担当被掩埋，最终仰天长叹，自杀身亡，以身殉国。他们死后不久，吴国、楚国皆被灭。他们皆与端午节、粽子、龙舟的起源有关，被后世永远缅怀。
话说回来，公元前505年，吴军退楚东归后，楚昭王返回郢都。《春秋左传·定公五年》载：“楚子期反击，将焚吴军居麇之地，子西说：‘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宫阙半毁。楚昭王看见残破不堪的都城，看见背叛自己的人们，极其伤心。他还悲痛于后宫失节的夫人、姬妾们，意志不坚定，贪生怕死，没有像母后那般以死相逼，自保贞节，从此再没碰过她们。经研究，楚昭王具有强烈的处女情结、幼女情结，出逃时，竟然没有带自己的母亲、妻妾，只带了十四岁的未婚妹妹季芈，以及亲信随从。季芈全称季芈畀我，读音为“季米必我”，读起来嗲声嗲气，而事实上她特爱撒娇，深得楚昭王疼爱。在跋山涉水、躲避草寇的逃亡途中，她体力不支，一路由侍卫、大夫钟建背着奔跑。为了感谢秦国联盟击吴，他打算将季芈嫁到秦国，而她自述在出逃途中，一直被钟建背着，有了肌肤之亲，他会其意，遂将她嫁给钟建，升钟建任乐尹。《春秋左传·定公四年》载：“王奔郧，钟建负季芈以从。……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钟建生于音乐世家，一路没少给她唱歌弹琴。与“靖康之耻”相比，季芈像是对应柔福帝姬，而孟嬴对应韦贤妃。钟建的先祖郧公钟仪，在北宋文艺史家、苏轼友人朱长文《琴史》所列自远古至北宋的156名古琴大师中，排名第35位。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云：“然则楚有钟氏久矣。昭王乐尹钟建乃仪之后，而子期又建之孙。樵夫钟子期是钟仪后人。”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家喻户晓。两年后，楚军水师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被吴太子终累的水师打败。楚昭王感到郢都很不安全，决定迁都于鄀郢，不愿再看见被吴军蹂躏过的郢都，而他的夫人在郢都后宫赴水自杀。
吴楚争霸陷于对峙局面后，吴国将主要矛头对准越国，而吴越争霸持续70年，最后被勾践实施“系列组合拳”给灭了。越国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也是唯一杀功臣的诸侯国。其重臣范蠡、文种，皆来自引伤心而离开的楚国，灭掉吴国后，一个退隐，一个被杀。西施亦为功臣，最终退隐或被杀。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越身亡，遗嘱夫差复仇，而刚刚即位的越王勾践，为了讨好楚国，联盟抗吴，主动将年仅十一岁的女儿越姬嫁给楚昭王为姬妾。古代贵族女子婚龄一般是十四岁至十七岁，未满十二岁的公主联姻和亲几乎都是被逼的。比如晋平公攻伐齐国，逼迫齐景公献女求和，指定十岁的少姜公主嫁给自己，得手后将其折磨致死。勾践似乎知道楚昭王的特殊癖好，因而此女深得楚昭王的宠爱和宠幸。勾践还将自己佩戴的勾践剑，作为陪嫁品送到楚国，以致该剑于2500年后在荆州江陵望山出土，成为荆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楚威王、楚怀王相继攻灭越国后，夺取了越国诸多宝剑，后来皆为楚国贵族陪葬品，以此为荣）。齐景公的另外两个女儿也是没有好下场：一个嫁给阖闾的太子终累，不料终累早逝，没有做成吴王夫人，还要守寡，只能在姑苏齐门登阁望乡，连封号都没有；一个嫁给楚昭王，成为他的新夫人，有次出游被留在江陵长江边的渐台，因长江涨水，来使未带信符，坚持不走，台崩之时，淹死了，被封为贞姜。楚昭王的两位夫人，一个不守节，一个强守节，结局都是死于水中。
七年后，身体透支的楚昭王病逝，年仅三十六岁。他病逝前两年，孔子入楚，与楚国地方官叶公沈诸梁言谈甚欢，但不受楚王和令尹重用，未至鄀郢，失望东归。孔子还遭到楚狂接舆的嘲弄，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因为后者早已看穿楚昭王有偏执狂，政令反复无常。楚昭王死前，曾戏言要一同游玩的越姬、蔡姬与自己同葬，蔡姬答应了，越姬没言语。此时，十八岁的越姬有感其义，自杀殉葬，而其他姬妾无人愿意殉葬。此时，勾践入吴为奴，亲尝粪便，无微不至，被眼里含泪的夫差遣返回国，卧薪尝胆，正需要楚国的援助。五年后，伍子胥鉴于夫差被越女西施、郑旦迷得晕头转向，多次劝谏，还被诬为谋反。其父遇到昏君楚平王、奸臣费无极，他遇到昏君夫差、奸臣伯嚭。五月初五，他拿着夫差赐其自尽的剑，走到姑苏东门，满腔悲愤，自刎而死。他的头颅被挂在东门城头，鲜血淋漓，尸身被远远扔进钱塘江，被收葬于江边的城隍山。令人称奇的是，伍子胥的整个故事里包含着九把名剑，即伍子胥得于先王的七星龙渊剑（龙泉剑），阖闾日常佩戴的吴王光剑（阖闾剑），阖闾命干将、莫邪夫妇铸造的干将剑、莫邪剑，专诸刺杀吴王僚的鱼肠剑，勾践作为嫁妆送给楚昭王的勾践剑（应为纯钧剑），楚昭王挥剑击退晋军的泰阿剑，夫差赐给伍子胥自尽的属镂剑，转手于越王允常、吴王阖闾、楚昭王的湛卢剑。
大约因为越姬自愿殉葬的义举，其幼子芈章被子期、子西等几位叔叔迎立为楚惠王，合力辅佐，在位五十七年，开创了楚国盛世，西击巴国，东占江淮，将领土东扩至东海。他还将都城重新迁回了江陵郢都新建的纪南城，以适应东南方水军作战需求。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指出：“纪南城始建于楚惠王中后期，毁于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故是战国时代的楚郢都。楚在此建都将近200年，是楚国全盛时期的都城。”楚惠王二年（公元前487年），楚惠王还让子西将堂兄芈胜从吴国请回，封为白县县尹，没料到他心怀不轨，蓄意复仇，八年后，利用伐吴凯旋之机，在朝堂袭杀子西、子期等宗族重臣，劫持、囚禁楚惠王（楚惠王逃至越姬旧殿，得以保命），自代楚王。他不久被叶公沈诸梁带兵平定，自缢而死。如果说“柏举之战”严重损毁了楚庄王开创的春秋霸业，那么“白公胜之乱”严重阻碍了昭王、惠王的复兴大业。这或许是伍子胥当初救助芈胜时没有料到的。好在楚惠王并未因此沉沦、暴戾，而是更加励精图治，稳定内政，不断扩张。公元前476年，他派遣叶公沈诸梁率军攻打东夷，与三夷结盟，楚国势力发展至东海，成为地域最广的诸侯国。翌年，春秋时期转换至战国时期，楚国开局很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两个国家之一。他在去世前七年，还命鲁班制造云梯，准备攻灭宋国，为墨子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