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一：共治天下：唐宋之变与祖宗之法
宋代的政治是一种“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这个词当然早就有，但是以前的含义和宋代不同。
西周、春秋时代，大夫、士都是贵族，大夫是高级些的贵族，士是最底层的贵族，那时二者之间的界限是很明显的。
战国时代阶层融化，大夫和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士大夫、大夫士之类的词开始出现。不过战国到西汉，士大夫这个词常常也用于指军队里的中级军官。宋朝的士大夫，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个群体是士大夫的。
东汉开始，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一个人如果被称为士大夫，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出身要好，家族背景要过硬。讲刘宋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叫戴法兴的人。戴法兴文化水平很高，又做了很重要的官，按宋朝的标准，这位就是士大夫了，但是因为出身贫寒，南朝刘宋的时候，仍然认为他是“小人”。
唐朝的士大夫，可以看作是魏晋南北朝到宋朝之间的过渡形态。
到了宋朝，所谓士大夫，一般指的是文人-官僚。
士大夫应该兼具两重身份：
一是文人，最好是参加科举中过进士。没中过也应该是获得社会承认的，就是你如果愿意考是能够考的，或者是你没考上那确实是不公平。
士大夫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官僚。正在做官，或者曾经做过官，或者实在没做过也应该是大家认为你是应该有做官资格的。
总结一下就是，宋代士大夫和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最核心的区别是：宋代士大夫可以没门第，但必须有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可以没文化，但是必须要有门第。
所谓“唐宋变革论”，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特别强调这一层变革：唐代门阀仍然很重要，到了宋代家族出身就不那么重要了。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的三个特点。
第一，随着科举扩招，宋代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是士大夫，官僚系统由士大夫主导。
第二，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和平民之间是不存在绝对界限的。平民通过自身努力是可以成为士大夫的；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不擅长考试，也是很容易变回平民的。
众多的因素到宋朝都集齐了。
首先，中下层平民有了上升空间。残唐五代一连串大屠杀，门阀士族被针对了。本来他们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应该会更漫长，但既然大量被肉体消灭了，也就一下子让整个生态位空出来了。
其次，科举考试比较公平。皇帝是把给社会中下层留出上升通道的优先级，放在选拔出实干型人才之前的。你只要会考试，别的无所谓，这点对寒门子弟是非常有利的。
再次，印刷术开始应用于一般著作，读书的成本下降了。宋代的书价真的是跳水了，虽然比今天还是要贵很多，但是大概可以认为是唐朝的十分之一或者更低。然后宋代的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社会财富总量增加，有点闲钱的人也比之前的朝代要多，那就正好用来读书呗。
这几个因素是互相促进的，其实不是说哪个更重要，也不是哪个因素决定哪个，而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效果。因为印刷术，让穷人读得起书，也可以去参加科举考试了。因为考试公平所以穷人也可能考中。因为穷人考中了，成了新闻了，就吸引更多穷人节衣缩食也要读书。有了这么多人读书，所以就有了改进印刷术的动力，考试是否公平也就被更多人关注着……
所以，宋代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和之前的门阀士族一样仍然是特权群体，但区别是，这个群体的开放性，比起门阀士族来要大大增加了。
回顾一下历史，草根逆袭的机会，往往都来自特别动乱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底层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成就一两个孤寒子弟的逆袭。到了宋代，才终于找到了一条在和平状态下，也可以维持一定的阶层流动性的道路。
这种流动性，可以看作是平民阶层和皇帝的共同诉求。
有些研究者拿宋朝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比照，这也是原因之一。欧洲也好，或者现代以前的日本也好，都是平民受贵族压制，而国王、皇帝、天皇都只是享有崇高的权威但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所以欧洲社会迈向近代，有一个阶段特别喜欢讴歌国王或者皇帝，像但丁、拉伯雷、莎士比亚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他们的作品里真是充满了对皇权的美好想象。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讲什么大政奉还，王政复古。
作为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真的可以嘲笑下欧洲人、日本人没见识的，生活在专制帝王的统治下是什么体验，我们可太清楚了。
宋代士大夫对皇权的认识可以说是相当理性、务实。刚刚经历过五代乱世，兵强马壮就可以当天子的时代，宋代士大夫对皇权祛魅、王纲解纽（君主权威丧失导致国家动荡）的时代有多恐怖，印象太深，绝对不想再堕入那样的修罗场了。但是士大夫们也熟读历史，对秦皇汉武那样的皇帝统治下，不受约束的皇权肆意而为有多可怕，也印象深刻。
士大夫想到的出路，也就是“士大夫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既维护皇权，又企图限制皇权。
宋代士大夫强调要忠君爱国，努力维护皇权的神圣性，稳定的皇权被认为是社会幸福的前提和保障。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不再被推崇了？就是他那种不把换皇帝当回事的人生态度，太不适合给皇权镀金了；但是同时，宋代士大夫又在努力限制皇权的具体应用，皇帝在各种礼仪性的场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身体神圣不可侵犯，但是皇帝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士大夫心目中，皇权应该如何运作，是有一种理想形态的。皇帝如果符合这个理想形态，士大夫就效忠；皇帝如果违背了这个理想形态，士大夫就要矫正他的行为。
或者说，士大夫希望皇帝只是一个让皇权变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但皇帝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很可能反而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士大夫尊重皇帝的肉身，但并不太尊重皇帝的大脑。
怎样才能不让皇帝为所欲为呢？三样理论工具：天命、民意和祖宗之法。
天命是老游戏了，拿天象对应人事，出现了什么自然现象，就说这是因为人间的某项政策实施得好或者不好。
但是天命有个巨大的bug，就是很多事情不可控。士大夫固然可以拿天灾来限制皇帝，皇帝也很容易用天灾来收拾士大夫。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宣扬得到了天书，然后搞各种祥瑞，还去封禅泰山，结果呢？遮云蔽日的蝗虫就飞来了，立刻就证明了之前宋真宗宣扬自己得到上天的眷顾，全是闹剧。这是皇帝被打脸。但如果是皇帝刚按照士大夫的意见采用了某项政策，大家正交口赞誉呢，这时候地震了、洪水了、闹蝗虫了……咋办？
第二个理论工具——民意，也和天命一样，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按照儒家传统，会认为民众个体的见识是很短浅的，但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意见是很有价值的，这也就是统治者应该尊重的民意。但问题是民意如流水，整体的民意到底是怎样的，真是不好说。
何况士大夫群体对民众的那种智识上的优越感，常常也很难藏得住。科举考试，既和道德无关，又和实践无关，但确实是一种智识水平的测试。缺乏实践经验的考场达人，要他们尊重老百姓的看法，真的是蛮难的，“我好不容易通过考试变得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了，结果还要听老百姓的，那多难受啊”。你可能听说过北宋名臣文彦博的那句名言，文彦博对宋神宗说：“陛下您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是和老百姓共治天下。”
所以，天命和民意这两件理论工具，士大夫当然也用，但不是最好用的。最好用的，还得是“祖宗之法”。
宋代文献里，“祖宗”这个词有时是泛指，指当今皇帝的列祖列宗；有时是特指，就指宋太祖、宋太宗这大宋朝开头的两位皇帝。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当今皇帝得遵守。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有一部名著，书名就叫《祖宗之法》。书里梳理了很多例证，可以看到，所谓太祖、太宗制定的法度，很多都是北宋中期的士大夫慢慢建构出来的。
拿狄青的问题来说，狄青做枢密使，士大夫们反对，欧阳修说：“狄青虽然是忠臣，但是行伍出身，不是懂儒学的大臣，把他放在枢密使的位置上，恐怕违背了‘祖宗成法’。”其实恰恰是太祖、太宗的时代，不乏武将做枢密使的，但是这个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士大夫说祖宗立过这个规矩，那就有。
还有个更有名的例子，就是宋太祖的“誓碑”。传说宋太祖在太庙里秘密立过一块碑，这块碑是在太庙正殿的一个密室里。密室的门平时是锁住不开的，只有四季祭祀的时候，尤其是新天子即位的时候，密室门才打开，新即位的皇帝，带着一个小宦官进门，跪在碑前，默默把碑文诵读一遍，然后再跪拜退出。所以一般大臣都不知道碑上写的什么。
一直到南宋的时候，东京汴梁城都毁了，才有人看到了碑文上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把碑文内容带到南方，告诉了非正常即位不幸没能见到碑文的宋高宗。
碑文上写的啥？三行字：第一，要善待后周柴家的子孙；第二，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给皇帝提建议的人；第三，大宋皇帝赵家子孙如果违背了誓言，老天爷击毙你。
按照这个说法，誓碑的内容显然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祖宗之法。这块碑是否真的存在，很多研究者都很怀疑。但是，赵家的皇帝对待柴家子孙有没有留着基本的体面？有没有不杀士大夫和上书给皇帝提建议的人？这些规矩，确实是作为“祖宗之法”大差不差被遵守了。
所以说，所谓“祖宗之法”的解释权，很大程度上归士大夫所有，这样士大夫群体就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梦想。
于是可以总结下士大夫政治是什么了。帝制时代的政治，核心问题就是皇帝、官僚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士大夫刚巧处在三者的平衡点上——士大夫群体来自民间，成为官僚，和皇帝共治天下。
知识点二：最好成绩：大宋繁荣背后的天助与人事
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大体内涵，简单说就是士大夫来自民众又代表民众，和皇帝共治天下。
著名学者刘子健说：“士大夫统治层是中国制度的特色，世界史上的异彩。用读书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无论有多少缺点，毕竟胜于世袭贵族、割据武人、干政僧侣，或其他任何方式的统治分子。”（《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
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士大夫，尤其是宋仁宗时代，交出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宋朝的最大优点
赞同这个说法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一般都会很欣赏司马光。实际上，较早提出“宋朝特别好，超越之前众多王朝的”，恰恰就是司马光。
和众多古代知识分子一样，司马光也是厚古薄今的，不过这个“古”，不是泛泛地说本朝之前就算古了，而是特指夏商周三代或者更遥远的过去。
司马光是伟大的历史学家，《资治通鉴》从战国写起，到五代结束，涉及到1362年的历史，再加上此前的春秋时代，司马光算下来，“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就是这个统一的五百年，天下治理得也不够好。所以，“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我大宋是这一千七百年的第一名。
要是比国家疆域、赫赫武功，宋朝显然是不如之前的汉朝、唐朝的，那宋朝好在哪里呢？就好在“内外无事”，没事，就是我大宋最大的优点。
后来，著名的大儒程颐，所谓“程朱理学”，朱是朱熹，程就是程颢、程颐兄弟。程颐对这个概念，又作了进一步阐发，把“无事”拆分为五条：
第一，百年无内乱：本朝皇位传承有序，没有什么自相残杀的行为。这点汉朝、唐朝比不了吧？
显然，“烛影斧声”赵匡胤死得蹊跷之类的传闻，在程颐看来是可以作正面理解的。一件疑点重重的事，可以往正面解释，这本身就是优点，这样才能和平过渡，免去许多血腥杀戮。往前看，汉文帝即位前，诸吕之乱，喋血京师，死了多少人？汉武帝临死前，巫蛊之祸，长安城里僵尸数万。唐朝一路走来那个父子、兄弟、夫妻互相残杀就更别提了，想涂脂抹粉都没法涂。大宋至少能涂上去对不对？
第二，四圣百年：我大宋开国后，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位皇帝都很圣明，加起来执政时间长达一百年左右。你见过之前哪个朝代，连续出四个好皇帝的吗？
第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太祖皇帝陈桥驿黄袍加身，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大宋朝成立那天，老百姓正常过日子，市场秩序也没有受到影响。哪有这么和平的改朝换代啊？
第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宋朝不杀士大夫。这条不解释了，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程颐当然是特别看重这条的。
第五，以至诚待夷狄：大宋花钱买和平，是我大宋朝对少数民族兄弟的一片至诚之心，不忍心兵戎相见。但不管怎么说，你说结果是不是没事了吧？
这是宋朝士大夫自己概括的宋朝的优点。
“内外无事”的成因和意义
今天的学者看法当然不局限于此，他们会更加注重这种“内外无事”的成因，以及对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的积极意义。
首先要说的是，碰到辽朝这个对手，实在是宋朝莫大的幸运。
宋朝的疆域，比汉唐小得多，丢掉的地方很多都是战略要地，特征往往是：虽然财政上是负担，但国防上是命门。根据传统经验，中原王朝失去这些区域，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事实是辽朝虽然占据了这些地方，却并没有心心念念要把大宋朝灭掉。
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宋的国防压力，比起之前的汉朝、唐朝都要小。这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
西汉的时候，从汉高祖刘邦在匈奴那里受辱开始，汉朝一直和匈奴是对抗的关系；唐朝的时候，唐太宗是被尊为天可汗了，但战事没断过，高丽也没打下来，往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边疆一直不安宁，中唐以后那个局面，就更加不要说了。但是澶渊之盟后，边境是真消停了，宋朝君臣是真的挺有安全感的。
辽作为一个半农耕半游牧渔猎的帝国，和之前的匈奴、突厥是很不一样的。
匈奴单于、突厥可汗就算给了汉朝、唐朝和平承诺，谁都知道是不值得信赖的。这不仅是个人品行的问题，而是单于、大汗并没有能力真正约束住自己手下的那些草原部落，那就意味着小规模的入侵仍然不可避免。而如果游牧民族要南下牧马的呼声高了，单于、大汗也只有顺应民意，撕毁盟约，重启战争。
可是辽不同，辽真的说不打就不打了。
而且正因为辽也高度文明，聚敛了大量财富，更加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会把辽作为劫掠的对象。所以，辽的存在，实际上还替宋承担了大量的攻击。几十万岁币就买了辽这样一个肉盾，这不要太划算。
所以，宋朝反而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经济文化上了。辽的保驾护航，是宋朝拿到“古代中国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的重要保障。
宋朝经济
宋朝经济繁荣的内部动力。可以简单归纳四个方面：人口增加、分工细化、创新驱动，以及政府干预。
首先，宋代的人口，达到了空前的高峰。汉朝、唐朝的人口高峰，都不超过七千万。北宋末年则是人口破亿了。但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最大的问题是不可持续，因为耕地面积是不可能一直增长的，一旦面临土地瓶颈，就要开始“内卷”了。
但看来宋朝暂时还没有这个风险，因为宋朝经济还有另外两个增长驱动力，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精密，经营和科技方面的创新也比较多。
相比较而言，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的政府干预反而是比较少的，至少在经济最活跃的南方地区，干预是比较少的。
宋朝的所谓“防弊之政”，这也防，那也防，导致宋朝的政府总体上看是复杂又低效的。地方官熬资历大概率可以慢慢升迁；而喜欢有所作为，就很容易动了别的部门的蛋糕，或者被言官举报。言官那帮家伙可以“风闻奏事”，都不需要证据的，一个“我听说”就可以举报你。所以，很多官员都倾向于选择无为而治，这样一来，反而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自组织的力量。
比如范仲淹的事迹。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杭州遭遇了严重的旱灾，米的价格由正常年份的每斗三十、五十文，暴涨至每斗一百多文，民间出现了饥民流离、饿殍遍野的情况。
当时范仲淹正好是杭州的行政长官，他怎么救灾的呢？有三大创新措施：
第一，放开粮价，引导流通。
面对米价暴涨的情况，很多人条件反射想到的是“我要限制价格”，但范仲淹却反其道而行之：粮商你们爱涨价就涨你们的，他反而派人去告知附近的州县，杭州最近米价可高了，赶紧来做生意啊。
结果周边地区的粮商听到了消息，纷纷从苏州、常州、湖州等地运粮到杭州，杭州市场的粮食供应量大幅增加，既然供给充足了，粮价自然就下来了。
第二，以工代赈，创造就业。
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这是很容易发生民变的，范仲淹就给他们找事干。他下令征用灾民修建杭州城的防潮堤坝，又疏浚西湖，并且扩大了官府衙署，还有寺庙的修缮。劳工主要都从灾民当中招募，每天发放粟米作为报酬。
这就是“以工代赈”，既解决了灾民的温饱，又改善了杭州的基础设施。
杭州这个地方，富商多，寺庙多，他们都有钱。范仲淹就鼓励他们组织 “龙舟赛”“庙会” 之类的活动。这些活动一搞，周边的餐饮、住宿、小商品贸易就都带动起来了。范仲淹还找到商人们说：“你们家的后花园是不是扩建一下？”找寺庙到主持：“你们要不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最近灾民很多，他们要的工钱低，错过这个机会你就很难再获得这么廉价的人工了。”
这样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民变的风险，也就消于无形。
第三，分类赈济，精准帮扶。
对于实在老弱病残、无法劳作的灾民，范仲淹才采取直接救济的措施。但是注意，救济工作更多不是通过官府来做，而是动员民间的力量，范仲淹亲自拜访杭州的富豪、士绅，劝说他们做慈善。“不做慈善，真的发生民变了，你们首当其冲。慈善工作做到位了，朝廷也不会让你们白做，会给你们荣誉表彰的。”
这样，范仲淹的救灾工作非常成功。
这个故事自古以来为人所津津乐道，一些现代经济学家也格外重视。因为范仲淹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了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会给有些人一种已经站到现代社会门槛上的感觉。
当然有个问题，范仲淹这个做法，有没有办法全国推广？恐怕很难。
他在杭州，是一个交通非常便利，消费能力很强的地方，周边也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所以这个办法才会显得特别有效，比官府的各种强行管制管用多了。
换一个经济落后一点的地方，效果就要打折。
换到经济非常落后，同时位置又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些方法就会完全无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那儿闹了灾荒，当地没有富人有实力搞这种以工代赈。有余粮的地方算了一下，你那儿粮价是高，可是我这边的粮食运过去，根本不够挑费，算下来还是赔钱的。所以，根据市场规律，受灾的地方民众就只能饿死了。这个时候救灾就只能依靠国家机器来强力动员。
一旦碰到需要国家机器来强力动员的事，北宋的这份“儒家士大夫政治的最好成绩”，得分就比较尴尬了。大宋之所以能够百年无事，后来王安石概括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也是多亏老天爷帮忙，难听点说，就是运气好。
这一点，在宋朝处理西夏问题的时候，表现得就很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