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生物意义上的死亡，停止呼吸，生命走到尽头；一次是当所有人都不再记得你，社会意义上的死亡。祖父已去世快30年了，他在我的记忆里日渐模糊。我怕我终究会忘了他，于是试图用笔记录他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痕迹，在记忆消失前，记住他，也希望有更多人记得他。
祖父生于1917年，年少时的家境大约是好的，至少是耕读人家吧。祖父上了十六年私塾，教了十六年私塾，直到解放后乡下兴了新学。祖父的学问怎样已无从考证。祖父在二十岁上娶了祖母，生养了三个儿子，生第四胎的时候，祖母落了严重的病，苦熬了几个月，油尽灯枯，抛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姑和四个爷们儿离开人世，连一张照片也不曾留下。五十年代，祖父没了教书的收入，全靠种地。缺衣少食，求医无门，最终小姑没能养活，随祖母去了。那一年，大伯七岁，父亲五岁，三爸三岁。祖父带着三个小子，又当爹又当娘，度过了五六十年代的艰苦岁月。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娶了媳妇儿后，七十年代祖父做主分了家，从此一个人独自生活，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那时他生了病，不得不由人照顾。1997年冬，祖父去世，享年80岁。不知道是因为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祖父鳏居近五十载，再未婚配。
祖父爱书。记得七十年代，我们住的老宅是一片草屋，泥踩的墙，泡软的稻草捆扎的麦杆盖的顶，屋檐挨着屋檐。祖父屋里，有一筐一筐的书。是那种线装的手抄本，密密的毛笔小楷，大部分是祖父誊抄的。天气好的时候，祖父会将书搬出来晒。他坐在日头下，淌着汗，一页一页将书摊开。得空的时候，他会一本本地翻看，手指摩挲着理平卷起的边角。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晚上，老宅失了火。天干物燥，火借风势，来势汹汹。所有人只来得及逃了命，身外之物被烧得干干净净，废墟上还有两条被烧焦的蛇。那样的书再也没有了。祖父还是爱看书，戴着老花境，看娃娃们的课本，看流传到乡间的书报。
祖父是有些旧时读书人的孤高自傲的。记忆中祖父总是一袭长衫。农家纺的那种土布，染了靛青的色，立领，领下斜盘扣延伸至右侧腋下、腰侧，以下两边开叉。下一次水，便褪了些蓝，逐渐青白。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无论春夏秋冬，他总罩着长衫，干净而整洁，精瘦的身材，遗世而独立。干活时，撩起下摆，系在腰间。在我看来是有些迂腐的，然而他不怕人笑话，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不过似乎当时也没人笑话。
祖父写得一手好字，是方圆十里少有的读书人，村民尊称他先生、老师。红白喜事都请他去主持仪式，写对子、挽联。我至今仍记得一个场景：一户人家的院落，院子里黑压压跪满了人，祖父站在堂屋前，身后是黑沉沉的棺椁。他拖着长声，用哭腔念着家祭，回顾逝者的种种。如今想来，有点像古文，但奇怪的是似乎大家都听得懂，跪着的人哀声一片，久久不绝。后来农村的许多旧习都除了，但还是有人会请他去写对子，记礼单。
祖父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会用竹篾编筐、簸箕、耙耙，会用竹枝、高梁穗子扎扫把，拿到集市上卖了贴补家用。也像其他庄稼人一样，下地干活，肩挑背扛，日晒雨淋。但他不像乡下其他的老爷们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什么家务事都会做，洗衣做饭、喂鸡喂猪，甚至缝缝补补。
父亲说他们三兄弟小时候都挨过祖父的打，但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是个温和守礼、谦恭自持的人，话很少，有些沉静。家庭纠纷、邻里龃龉都与他无关。对孙儿孙女儿尤其疼爱。去别人家帮忙操办红白喜事，他总会揣回来一块肉或是一个饼，分给我们几个小孩；乡下赶集的日子，他会买饴糖和馍馍给我们吃；一毛一毛攒了钱，给我们发过年钱；一笔一划教我们写毛笔字。
祖父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仿佛一粒尘埃，在某个时空的间隙一闪而过，再归于尘土。只在那斑驳的墓碑上，留下他来过的痕迹一一付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