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连里通知我立即下山，回连队接受新任务。
干什么呢，这么急匆匆的，而且点名只让我一人下山？我感觉有些怪异。
到了连队才知道，大邦出事了，师里要给他办“学习班”。
这种“学习班”，可不是党校的那种学习班，学习之后列入后备干部队伍，以待提拔。而是被强制学习、反省。
连干部让我下山，就是让我负责看管大邦。看管的人员，除了我之外，还有德元和大波。由我负责。
连里已成立了大邦的“专案组”，负责调查大邦的问题。为了让我们在给大邦办班时心里有数，专案组的人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撰写的三篇文章，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查，确认在政治上有严重错误。专案组的人说，大帮在学习毛著和马列著作之后，结合实际写了一些论文。他觉得自己的论文水平很高，师里的领导会欣赏，就将这些论文交给了一位他认为很有理论水平的师副政委。这位副政委感觉自己难以做出准确评价，就将论文呈交给了他的上级，希望由上级来认定。上级在组织有关人员审阅后，认为文章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是提出要由知识青年来接班，这是错误的，因为知识青年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
专案组的人说，上级把相关情况反馈给师里之后，师里感觉问题严重，立即对大邦进行调查。大帮有写日记的习惯，已写了多本日记，调查人员从日记中发现了问题：他的亲属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他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专案组的人员说，他的论文和他在初评中的发言，都存在攻击兵团各级领导，否定兵团大好形势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还说，大帮在得知自己的论文被否定，师里开始对他进行调查之后，持枪跑到连部，扬言要枪毙连干部，五六个人才下了他的枪。
连里担心真的出事，将全连的枪都收回管理。
连干部在给我们下达任务时，一再强调，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你们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既要严格看守，防止他逃跑，又要保证他的安全，同时保证你们自己的安全。
还说，对于他是否认真写交待材料，交待些什么问题，你们不要管，那是师里的事，由师里负责。你们的任务主要就是看管。
连干部说，师里决定，当天晚上就对大邦采取行动，让我们三个带上枪支、背包及日用品，在连部待命。
当天晚上大约八九点钟，一辆吉普车开到我们连部门口，直工科的白干事从车上下来，向连干部传达了师党委的命令：以办学习班的名义，立即将大邦转移到别的连队看管。连里当即给我们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我们把携带的物品装入汽车，跟随白干事和连干部，来到大邦所在的班。
大邦正好在班里。白干事向他宣读了师党委关于给他办学习班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带上自己的学习用品、日用品、背包，到学习班报到，交待自己的问题。
他似乎早有预料，没有做什么反抗。任由我们扭着胳膊，推上吉普车。
我们上车之后，汽车立即启动，驶离六师师部，开入黑茫茫的草原。
我们乘坐的车，是那种帆布蓬的吉普车。白干事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我们4个挤在了后边。当然是把大帮夹在了中间，以防他跳车逃跑。
大帮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既不乱动，也不说话，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汽车要开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为了防止泄密，给我们下达任务时，就没有告诉我们。
汽车的灯光被淹没在草原的黑暗中，显得那样微弱，根本照不到远方的路，我无法判断我们前进的方向。坐在这样的不知驶向何方的汽车中，不用说大邦，就是我都有一种对未来茫然无知的恐惧。
在这种忐忑的心境中，根本无暇考虑行驶的时间，反正走了一段漫长的夜路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房子。
汽车驶近这片房子时，我发现有人在进入这片房子的路口等我们。
车到近前才看清楚，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立即判断出，他们是这个连队的干部，因为兵团的现役军人都是连级以上的干部。看来他们已经知道要借用他们的地方办学习班的事了。
白干事认识他们，与他们一起把我们带到这个连队西北角上的一栋房子。
连干部说，就让我们住到这栋房子最西边的那套房子中。这套房子有两个房间，其中靠东边的房间供我们使用。
这间房的北面有一个能睡四五个人的大土炕，炕上铺着内蒙常见的那种很厚的毛毡，南面靠窗户的地方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桌子上已点上油灯。看来他们已为我们的到来提前做了些准备。
白干事在我们安顿好之后，又跟我交待了几句，就坐上汽车返回了师部。
连里的干部在确认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之后也都走了。
经过这一通折腾，人们都疲惫了。
大邦可能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显得很配合，没有大吵大闹。
我决定让大家立即休息，由我来值第一班岗。
连里要求我们三个夜间轮流值班，以保证对大邦24小时不间断地看管。
睡觉的位置依然是把大邦安排在中间，这样他有异常行动时，我们可以两面夹击。
我们有枪，又是三个人，对付他还是有富余的。
夜间，我们房子的后边不断传来“呜呜”的叫声，深沉，悠长，而且是“合唱”，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吵得人难以入睡。
来时我就发现，这栋房子的后边是山坡。那山坡虽不高，但离房子非常近，黑沉沉的，有些吓人。
这种声音感觉就是从山坡上传来的。我猜着山坡上可能来了牛群，可又觉得那声音不太像牛叫。
第二天天亮后，我发现对面的房间里住着人。出于对人家的尊重，我过去拜访。
那个房间里住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职工，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成家，因为没有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女人。
我对我们的到来给他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他不善言谈，只是说，没关系，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就过来找他。
他的这间房子与我们那间一样，只是大土炕建在了南边，即有窗户的那边。
他的大土炕中间放了一张矮腿的小饭桌，交谈时我坐在桌子东边，他坐在桌子西边。
他屋里虽没有女人，但他并不孤独，因为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黑猫。据他说，他已养了这只猫9年。我们谈话时，黑猫就坐在他的身边。
这只黑猫是我看到过的个头最大的猫，它蹲坐在主人身边，头顶超过了主人的肩膀。它的皮毛黑亮，干净顺溜，看上去还是只讲卫生的猫。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它在听我们交谈。谁一讲话，它的目光就盯着谁，黄亮的眼珠一眨不眨。当你的目光与它的目光相遇时，它也不回避，会直视你，认真地听，让你不由心里发毛。
当时我就想，它真能听懂人话吗？
我向这位职工问起了昨夜听到的山坡上的叫声，他明确地告诉我，那不是牛，是狼。
我们屋子后面，就有狼群，这也太可怕了。他说，没事，狼怕人，不敢到连里来骚扰。
这位职工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他不用刮胡子刀刮胡子，而且用一个小夹子夹住胡子向下拔。在与我交谈时，他也不浪费宝贵的时间，还不停地进行这种操作，让人看得心里别扭，因为他拔一下，你会不由地跟着痛一下。
从他嘴里我知道了此处原来是师直农牧连。这个连队的名头挺响的，说起农牧连来，师部的好多人都知道。
到了早饭时间，农牧连的人通知我们到食堂去打饭。食堂离我们很近，在我们东边的那栋房子中。连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打饭的脸盆。我们兵团打饭都是用脸盆的。
早饭后，我们按惯例开始“天天读”。
按照兵团作息安排，早饭后是“天天读”时间，大家都应该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连里没有给我们安排学习计划，于是我们就“自由学习”，想读哪篇读哪篇。
至于大邦学习什么，我们这些给他办学习班的也心里没谱。按说得强迫他学点儿什么的，可上级没有指示，我们也就任由他“自由学习”了。
他除了带来毛著，还带了他那本16开的林彪讲话选编。他抱着那本红色封面的选编，胡乱地翻了几页，就拿出笔记本，开始写笔记。
他写什么呢？我很好奇。
后来，我趁他上厕所（有人跟着）的机会，看了他写的东西。原来他在写日记，记的是从昨晚到今晨他经历的这些事。在他的笔下，他是英勇无畏的革命志士，我们是助纣为虐的打手。日记中称我们三个是“三个彪形大汉”，并说我们如何如何地对他施暴。
“天天读”一般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学习结束，可大邦的学习不能结束，因为这个学习班就是为他办的，他还得交待自己的问题。
可他拒绝交待任何问题。我们要求他端正态度，他用轻蔑的口气说：“我的问题，战勤连解决不了，直工科解决不了，六师也解决不了。”
几天过去，他没有写出一篇交待材料，写的东西都是描写我们这“三个彪形大汉”如何虐待他，他如何与我们进行斗争。
他可能是革命领袖传记看多了，无意间就把革命领袖与敌人顽强斗争的场景写到了他的日记中。
因为我们三个绝非“彪形大汉”，更没有虐待他。
先说大波，他是我们连队男生中个子最矮的，经常因为身材问题被人取笑，跟“彪形”沾不着边。再说德元，身高虽然有一米七四，也就算个中等个，但比较瘦，像个文弱书生，也配不上“彪形大汉”的荣誉称号。我本人呢，还没有德元高，也不是那种粗壮类型的人，如果硬要说是“彪形大汉”，那得加上个“准”字。
另外，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履行职责，就是按照上级要求，限制他的自由，并没有故意难为他。
可他并不领情，对我们充满敌意。
他表达这种情绪的最常用的办法，是挺着脖子，满脸不屑地冲着我们高唱《国际歌》。有时也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就义歌》：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印象中他还很爱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万泉河水清又清”的那段插曲。
有时，他会目不斜视地在屋里踱来踱去，脸上流露着视我们如空气的轻蔑神态。
（照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