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19周第90天《法禁 第十四》第3~4段

原文阅读

        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

字词注释

[1]和同以听令：和谐同心，听从君令。

[2]《泰誓》：《尚书》篇名，是周武王伐纣大会诸侯时所作的誓言。

[3]“纣有臣亿万人”三句：《泰誓上》：“受有臣亿万，帷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纣，名受。

[4]亿万：极言其数之多。亿，古代指十万。

[5]一国威：统一国家的权势威力。

[6]“君失其道”两句：此为论因君主失去权威而致大臣借机发展权势相互勾结。比权重，较量轻重。比、权，比量，权衡。相举，互相抬举。

[7]相就：互相勾结。就，靠近。

[8]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此句是说全国官员都装作不结党的样子，可实际则尽是结党营私的情况。亡党，无党。亡、无古通用。

[9]推：夸耀，谄媚。

[10]相誉：互相吹捧。

[11]广：扩大，扩充。居：所居。

[12]威群：威服众人。一说“威”当为“成”。“成群”即结成同党。《法法》“则人臣党而成群”，是其证。

[13]索民：索取于民，搜刮民众。

[14]易国之常：改变国家的常规、常法。

[15]恣于己：自己说了算。

[16]索：索取，搜刮。

[17]其身毋任于上者：指不为朝廷任职效力的人。郭沫若以为是隐士与游民之类。

[18]毋事治职：张佩纶云：“毋事治职”当作“毋治职事”，言不事公事也。下文“身无职事”是其证。

[19]但力事属：只一味联络下属。事，古通“吏”。吏属，即下属。

[20]去非其人：即排斥异己。人私行者：一说“人”字当删，私行即私自行事。

[21]不以亲为本：指不以孝敬父母为道德修养的根本。

[22]举毋能进毋功：举荐无能之辈、进用或提拔无功之人。

译文参考

        从前，圣王在考察管理人才的时候，不看重他多么博学，却要求能与君主协调一致听从君令。《泰誓上》说：“殷纣王有臣民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只有臣民三千人，却是同一条心。”所以，殷纣王因为臣民有亿万条心而灭亡，周武王因为君臣同一条心而兴旺。因此，拥有国家的君主，如果不能协同人心，不能聚拢国家权威，不能聚合士气，不能把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那么，即使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臣民，还是不能做到政治稳定。君主一旦丧失为君之道，大臣们见风使舵互相勾结、互相推举，小臣们也必然会为各自私利而趋炎附势。因而，举国的官员表面上无党无派，其行径却是利用施行公法来谋求私人的实惠；上朝便在君主面前互相推崇，退朝便在民众之中互相吹捧；各利自身、各图己便，忘掉国纪朝纲、社稷利益；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聚集党徒以威服民众，对上欺瞒蒙蔽国君，对下搜刮勒索百姓，这些都是削弱君权、扰乱朝纲，破坏国家安稳利益的做法，这都是国家的危险和祸害。

        破坏国家的法纪朝纲，改变国家的公法常规，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恣意妄为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独揽大权把持朝政并严酷搜刮黎民百姓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效忠效力、任职做事的，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上朝便领受俸禄于君前，退朝便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职责分内的公事，只是联络拉拢下属，私自行使朝廷职权任用国家官吏假公济私，私自决定君主的大事，极力排除异己以方便私自行事，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修德行却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情却不以奉公为主旨，举荐无能之辈，提拔无功之人，这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核心内容解读

          “管法”认为法令不仅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同时也是人们的思想准则。“管法”主张一切要遵从法令，不准有任何违反或背离法令的思想与学说存在。对于君主而言，臣子百官最重要的不是他多么才华横溢，而是对君主的忠心，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

      与此同时，再强大的君主也要从民众共同关心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民众心愿的政策。这符合帝王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政顺民心，就可以使民心与君心保持一致，使得王朝持续下去；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即使拥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民也不得安宁，最终会导致王朝的更替。

        根据国家行政要求，政府文官的性质是公职服务，文官应服从于非人格化的法理秩序，他们之间只能是工作关系，而不允许各种私人关系的涉入与干扰。官员的录用与晋升，都应仅仅依照其能力、功绩与资历，而不应被视为长官私恩，更不应由此建立个人间的忠顺与依附。如果长官把吏员视为私属，把举达视为私恩，既不利于君主专制——“弱君”，又不利于公共行政——“乱国”，故应加厉禁。所以说，“故举国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

      如果人人都谋私利废公义，这样下去，国家就危险了。而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在善政下，君子崇尚中正而唾弃谄谀；士人崇尚勇武而唾弃私利；庶人崇尚勤劳而唾弃不劳而获。可见，君主不能为所欲为，既要自己修德奉公，又要避免擅用职权。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士义之重

        士自春秋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后，很快在战国时期发展为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比较而言，春秋时期，士还是最低级的贵族；战国时期，士与庶人的差别逐渐减小，已经成为“四民”之一。《管子·小匡》指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国以民为本，“四民”乃是战国社会的基本民众。而士农之乡远超工商之乡，似可从侧面证明士民的数量相当庞大，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群体。《管子》指出：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士聚群而居，不与农、工、商杂处，其身份仍具有世袭性质。

        与农、工、商比较而言，士似乎主要是一个具有行政能力、掌握文化知识、明乎人伦道德的特殊社会群体。有意思的是，士群体的父辈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义”，而且“旦昔从事于此”，几乎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教育子弟的重要目的是让其“知义”。《逸周书·程典解》云：“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可见，“义”在士群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观念地位。

      晁福林指出，战国士群体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其高高低低的经济地位，而在于他们无论经济地位高下都是文化的掌握和传播者，在于其是实行礼义道德的典范。这固然是正确的，不过，仍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被触及，那就是，士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什么形成了这个群体的标志？是什么让这些相互之间缺乏宗法或血缘关系的士人具有身份认同感，具备了相同的精神气质呢？恐怕没有人会反对，这就是以观念形式出现的“义”。以“义”立身处世，以成就“义”为人生的终极价值，可谓士群体最鲜明的特征。

        士坚守的义到底是什么呢？战国是一个“人异义”的时代，士之“义”自然也千差万别。大体而言，义往往被视为士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又代表了不同士人的精神气质，可以细分为抽象和具体两大类。抽象的“义”并不交代义内涵，而是直接以“义”名之，例如：《墨子·贵义》：“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孟子·公孙丑下》：“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庄子·秋水》：“伯夷之义。”

《管子·法禁》：“一国威，齐士义。”

          文献中还有不少具体的“义”，这些“义”都可视为士人自身的立身行事准则，但具体内涵各不相同，墨子称这种现象为“一人一义”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如果把春秋义观念比作套在宗法贵族头上的“紧箍咒”，战国义观念就相当于士民阶层的“呼啦圈”，“紧箍咒”不是随便戴得了的，“呼啦圈”却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而且，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玩法，玩得熟练了，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玩法最正确。

        在不同的语境下出现的“义”，在内涵上竟无一雷同。这一方面可认为是义观念在下移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义”是战国士群体共同秉持的行事准则。士群体由不同的独立个体组成，而个体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其对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有些理解与义观念的内涵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士人的行为准则存在较大差异，甚至“一人一义”，但是这些准则均以“义”名之，可谓“不同”之中的“大同”。义观念在战国士民层面的普及程度和强大影响力也由此显现无遗。

        需要注意的是，“义”之名既然得到共同的尊崇，那就说明其仍然具备一些普遍认同的内涵，正是这些普遍认同的内涵决定了义的崇高地位，决定了士群体尽管对义的理解各不相同，但还是要不约而同地使用“义”的概念名称。

        从某种意义上讲，士群体“一人一义”主要是借用了义的概念名称，奉行的是个体的行为准则，并不具备通行性和普遍性，只有那些普遍认同的“义”才真正构成士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士大多无“恒产”，他们在经济上可能并不富有，所富有的就是“义”。

        “义”成为士民的群体性标志，盖在于其表现了士群体非同寻常的精神气质，主要包括“心系天下”“勇于献身”“人格独立”等方面。

        战国诸子大多是士人中的优秀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如何，无论其思想体系存在多大的差异，无不具有心系天下的精神气质。他们有德有才，有忠有信，勇于“铁肩担道义”，把天下安危系于一身。这种心系天下的“大丈夫”人格，为后世知识分子确立了精神高度和人生高度的坐标，具有超越历史的精神感召力。

        士以成就“义”为人生终极目标，在“生命”与“义”之间，往往重后者而轻前者。为义而勇于献身，成为战国士群体的共同价值取向。诸子多有类似的论述，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告子上》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庄子·骈拇》曰：“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荀子·不苟》云：“畏患而不避义死。”《吕氏春秋·士容》云：“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此国士之容也。”在战国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多有士人为了国家利益或自身气节不惧牺牲的例子。

参考资料

《在观念与思想之间：论先秦义范畴之生成》，桓占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