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火楼在村北的土岗上，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说是楼，其实只是个砖砌的方台子，两层，不到三丈高。台子顶上有个木亭子，四面透风，原先有围栏，后来烂了几根，空出缺口来。站在岗下望上去，那亭子孤零零的，像只蹲在台子上的老鸹。
守楼的是老万。他是外乡人，何时来的，说不清。我来村里插队时，他已经在楼里住了好些年。岗下有两间矮房，他住一间，另一间堆杂物。房子是土坯的，屋顶苦着麦秸，经了风雨，麦秸黑黢黢的，厚薄不均，有些地方塌陷下去，下雨必漏。门口有棵老槐树，不知谁栽的，长得歪斜，一半枝子伸到房顶上，春天开一树白花，落在黑屋顶上，格外显眼。
老万的任务是看火情。麦收时节和秋后，天干物燥，怕有山火。他每天早晚两次上楼，用一架旧望远镜看。望远镜是黄铜的，镜筒磨得发亮，镜片有划痕，看出去影影绰绰的。但这一带没有密林，多是农田和缓坡，其实没什么火可看。更多时候，他是在看天，看地，看远远近近的村落和路上移动的人影。
岗上风大。亭子四角挂着铁马，风吹过，叮叮当当响，声音碎而清冷。老万上楼从不空手，总要提个竹壳暖瓶，一个搪瓷缸。缸子磕碰得掉了好多瓷，露出黑铁底子，上面印的红字倒还清楚：“抓革命，促生产”。他在亭子里一坐就是半天，看累了，喝口水，卷根烟。烟是自家种的烟叶，晒干了揉碎，用旧报纸卷，卷得粗粗的，点着了，烟味呛人。抽完烟，他把烟蒂在砖墙上按灭，墙上留下一片黑黄的斑点。
我上过几次楼。头一回是刚到村里，队长说：“去认认老万，以后有事找他。”岗上的路是土路，被雨水冲出沟，又被人脚踩实了，硬硬的，不平。老万正下楼，手里提着暖瓶，看见我，站住了。“新来的？”他问。声音沙哑，像被风吹糙的。我点点头。他上下看我一眼，说：“楼上风硬，多穿件衣裳。”说完就侧身让我过去，自己慢慢往下走。楼梯是砖砌的，在楼体外侧，露天，陡。砖缝里长着草，枯了又绿。
楼上视野果然开阔。往南能看到整个村子，房屋挤挤挨挨的，灰瓦的顶，土黄的墙。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细细的，直的，到高处才散开。往北是田野，秋后收割完了，一片赭黄，田埂划出整齐的格子。再远处是淡淡的青色，是山，轮廓柔和，像卧着的牛。风确实大，吹得衣服紧贴在身上，哗啦哗啦响。亭子里的木地板有几块松动了，踩上去吱呀吱呀的。围栏的缺口处，能看见岗下老万的屋顶，黑黑的，小小的。
老万的生活极简单。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先扫院子。其实没什么可扫的，土院子，硬实得很，只有些落叶和浮土。他扫得认真，竹帚划过地面，唰，唰，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扫完院子，喂鸡。他养了三只母鸡，散养，鸡窝就在槐树根下，几块砖头搭的。撒一把玉米糁，鸡们咯咯地围过来，啄食。他看一会儿，然后提水上楼。
下午他多半在屋里。门开着，能看见他坐在靠窗的矮凳上，补衣服，或者修农具。他的手很粗，指节突出，但动作稳当。针线在他手里走得慢，一针是一针。有时他什么也不做，就坐着，看门外。门外是土路，偶尔有人走过，去岗上的地干活。见了他，点个头，或者喊声“老万”，他应一声，声音不高。
村里孩子不怕他，但也少亲近。有时结伴上岗玩，在楼周围跑，叫喊。老万不驱赶，只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看。孩子们跑远了，他还站着，直到那些身影消失在岗子那边。有一次，一个孩子的风筝挂在了亭子角上，哭着不敢上去拿。老万看见了，慢慢走上楼，探出身，够着了，把风筝取下来。下来时，风筝在他手里，破了半边。他递给那孩子，说：“修修还能飞。”孩子接过，跑了。他拍拍手上的灰，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望火楼有电话，是那种手摇的，黑色，笨重。电话很少响。偶尔响了，老万就去接。通常都是公社里通知开会，或者查岗。他接电话时声音很正式：“是，明白。”或者说：“没有情况。”电话机放在窗台上，窗台积着灰，话筒上缠着黑胶布，裹住了原先的裂缝。打完电话，他会用块布擦擦话筒，再放好。
冬天最难熬。岗上风像刀子，土房子不保温，屋里和外面差不多冷。老万在屋里砌了个土炉子，烧煤块。煤是从村里买的，劣质，烟大，呛得人流泪。他坐在炉子边，披着件旧军大衣，大衣的棉花硬了，一块一块的。夜里风嚎得厉害，像有许多东西在岗上跑。楼上的铁马响成一片，叮叮当当，急急慌慌的。他听着，拨拨炉火，火星溅出来，在黑暗里亮一下，灭了。
我离开村子前，又上了一次楼。是向他告别。他正在亭子里，没拿望远镜，只是坐着，看西边的晚霞。霞光是橘红色的，染了半边天，也染了他的侧脸。听见脚步声，他转过头，见是我，点了点头。我走到他旁边，也看西天。云彩被光照透了，边缘镶着金，慢慢移动，变幻形状。岗下的村庄笼罩在暮色里，轮廓模糊了，只有几点灯光，这里，那里，亮起来。
“要走了？”他问。
“嗯，明天。”
他没说话，伸手摸烟袋。卷好了，递给我一支。我接了。我们对着抽，烟在风里散得很快。抽完了，他把烟蒂按在墙上，和那些旧斑点挨着。
“走了好。”他说，像是自言自语。
我不知怎么接。沉默了一会儿，问：“您一直在这儿？”
他看看我，又看看远处。“能去哪儿呢。”他说。
天完全黑下来时，我下楼。他在亭子里没动。走到岗下回头，楼上已是一片漆黑，只有铁马还在风里响，叮，当，叮，当，不急不慢的，融进越来越浓的夜色里。
多年后我回去，村子变了许多。新盖的楼房，水泥路，摩托车突突地跑。问起望火楼，年轻人茫然，老人说：“早拆了。”问老万，有人说走了，有人说死了，说不清。我凭着记忆找到那个土岗。岗子还在，但推平了一大半，盖了预制板厂。剩下的半坡上长满了荒草，有半人高。我在草丛里走了走，找到几块碎砖，青色的，厚实，是那种老砖。还有半截水泥台阶，埋在土里，只露个边角。站在那儿往北看，还能看到田野，但更远处起了烟，是厂子的烟囱。风还是大，吹得草梢低下去，又扬起来，哗哗地响。岗下那棵老槐树居然还在，更歪了，树干空了半边，但还活着，枝叶稀疏地绿着。树下堆着厂子的废料，锈铁皮，破塑料。房子是一点痕迹也没了。
我在岗上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向晚。西边的云还是红的，和当年一样，但底下多了厂房的轮廓，黑黑的，切割了天际线。风里的铁马声，是再也听不见了。只有草声，沙沙的，绵绵的，像从地底下渗出来的叹息。我弯腰捡起一块碎砖，握在手里，砖是温的，被太阳晒了一天。砖面上有一道深痕，像是凿子刻的，但看不清是什么。我把它放回草丛，拍了拍手上的土。
下岗时，遇见个老人赶羊回来。羊群白花花的，顺着新修的水泥路走。老人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擦肩而过时，我忽然问：“您知道以前这儿有个望火楼吗？”
老人站住了，回过头，眯着眼看我。“望火楼？”他重复了一遍，像是想什么，然后摇摇头，“没了，早没了。”他用赶羊的棍子指了指岗子，“现在这儿是厂子。”
他赶着羊走了。羊蹄子踏在水泥路上，嗒嗒嗒嗒，声音清脆而空洞。我站在路边，看着羊群远去，看着暮色一层层落下来，先把远处的厂房染灰，再染近处的树，最后染到我脚下的路上。岗子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隆起，像大地一个不起眼的骨节。而曾经站在那骨节上的人，和那座小小的楼，就这样被岁月平复了，连个像样的传说都没留下。只有风，年年月月，还在那儿吹着，吹过荒草，吹过碎砖，吹过空荡荡的、一无所有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