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0日-2024年1月2日

第二章“自我心理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自我心理学在那里开始萌芽，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流入英格兰，最终在美国深深扎根”。“1923年，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他（弗洛伊德）开始使用自我来代表内心的三个基本心理成分（另外两个是本我和超我）中的一种。自我的主要功能是表征现实，并通过筑起防御，在现实面前（包括社会习俗和道德的要求）引导和控制内部驱力所带来的压力。弗洛伊德将心理视为围绕着驱力的冲动和防御而建立起来的结构，自我心理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一观点的自然外延……”。“自我心理学方法与其他思想路线的区别在于，其理论背后精心地保存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

安娜·弗洛伊德：防御理论的建构模块

“弗洛伊德早期的地形学模型描述了意识与无意识心理功能的碰撞，其中本我冲动冲撞着为容纳它们而建立的自我防御。精神分析治疗的成功，有赖于病人通过遵循自由联想的‘基本原则’，暂时悬置防御性操作，本我冲动的内在先天力量抓住这一时机而获得表达。弗洛伊德在1923年引入的结构模型，……本我，迫使要满足幼年的愿望；超我，奋力防止这种被道德禁止的满足；而自我，则在本我、超我的要求和外部世界之间斡旋调停。自我显露出对本我的一些同情，借此发展出一种策略，允许一定程度的本能满足，但这种满足由复杂而聪明的防御系统所引导。自我伪装本我冲动的外表，这样既能防止社会责难，也能维持对冲动的审慎调控。……为维持和追求社会不能接受的幼年渴望，即使是通过伪装的形式，个体也不得不付出代价。自我处理这种与生俱来的惩罚，以满足超我的要求”。

“弗洛伊德的爱女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儿童分析的先驱，也是深入探索自我的关键人物”。安娜·弗洛伊德发现，“如果心理冲突的主要战场不是在无意识的冲动与意识的防御之间，而是在三种心理成分之间，每一种成分都无意识地执行着自身的重要功能，……无意识的本我冲动对释放的机会充满热情，渴望在分析性治疗时间里被觉察，而与此不同的是，无意识的自我防御从暴露中什么也得不到。……它们的存在不显眼、不连续，病人可以满意地接受它们；在病人更广泛的人格组织中，它们经常作为核心特征行使功能”。为了更好理解，以“反向形成”的防御为例，“自我通过把不能接受的敌意冲动转化成相反的一面而使其模糊不清。愤怒的人变得过度和蔼，……他可能被很多人（包括他自己）视作是团体中的顶梁柱。要撕下防御的面具，……告诉病人他的好心实质上是对其坏脾气的一种精巧掩盖，就不仅仅是从自我的精巧防御束缚下将本我释放出来，同时也威胁到其整体生活方式。……精神分析师的兴趣是把无意识体验意识化，是无意识本我冲动所热望的解放者，但却是被围困的自我及其无意识的、性格性防御的敌人”。“安娜·弗洛伊德开始认为，如果这些无意识的防御过程没有被毅然公开，将严重削弱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安娜·弗洛伊德修正说：‘分析师的责任是，把无意识带入意识，无论它属于哪个精神结构。他对三个结构中的无意识成分给予同等而客观的注意……当他开始启蒙意识时，他的立场与本我、自我和超我都是等距的（1936）’。……分析性治疗的焦点需要从追寻本我冲动转移到意识以外的自我工作。然而，区分防御性交流与非防御性交流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自我和防御机制》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变成了分析界的指导手册，讲解并例举了自我的多种无意识防御策略，警示临床工作者留心它们操纵病人精神时所泄露的信号。安娜·弗洛伊德把正确的分析态度定义为‘中立’，从而将分析的关注点从对本我衍生物的追逐，重新定位于在神经症性结构的所有三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进行公平的摆动”。“临床报告证实了这种理论重新定位的价值。毕业于维也纳学院的恩斯特·克里斯（1900-1957），于1940年移居美国，是新自我心理学理论最为敏锐、最为精细的发展者之一。他呈现了对一个青年人的二次分析报告，这个病人先前曾做过更为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克里斯（1951）描述了使询问得以成功的技术转换。他不仅像更经典的弗洛伊德派分析那样，揭露先前挖掘出的本能冲动，还增加了对自我运作以及病人表面行为的详细分析”。“通过指出自我过程贯穿于人格功能的所有领域，安娜·弗洛伊德将自我本身确立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分析对象。同时，她将精神分析思想的应用范围从症状拓展到性格类型，从心理病理拓展到多种正常的人格功能”。

“从结构模型的观点来看，神经症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心理结构达成的长期妥协。分析过程被假想成把这三方元首邀请到谈判桌前，通过保持各方当事者的利益平衡（安娜·弗洛伊德提出的‘中立’），分析师能帮助病人在竞争性要求中达成一种更为可用的解决方案。当然，成功的谈判高度依赖于谈判的参与者，这需要自我心理学家评估心理结构（本我、自我和超我）执行功能的质量，这种评估能力至关重要”。“在能够进入有意义的多边会谈之前，每一个心理成分都需要先被治疗”。“在自我心理学发展以前，精神分析的临床目标是释放被囚禁的无意识能量。弗洛伊德强调的是非指导、非暗示性的方法，其任务是清除阻塞河流的杂物，而不是加固河堤”。而对某些病人来说，“要改善防御并促进自我功能的发展，要有河道工程的建筑设计图，还要整理有关建筑材料的文件，这样才能进行修缮”。

海因兹·哈特曼：朝向适应的转变

“自我心理学之父海因兹·哈特曼（1894-1970）即是蓝图的最主要的设计师”。“哈特曼的贡献拓宽了精神分析的关注视野，从心理病理到人类普遍发展，从一种孤立的、自成一体的治疗方法，变成通行于多学科间的一种思维方法”。哈特曼“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颇有声望的家庭，父亲是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和驻德大使，母亲是一位雕刻家。……他后来接受了医学和精神科培训，……1934年，他应弗洛伊德之邀参与精神分析工作。……他对心理学、历史、音乐和哲学都具有广泛兴趣”。“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1937年）……从理论上支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目标不再是揭露人类内心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是修复心理结构本身”。

佛洛依德认为“幼儿最初从根本上是自我关注的，全神贯注于内部的张力和感觉，而并不指向外部现实。幼儿只是慢慢开始意识到，寻求快感的白日梦幻想并不能消除阵阵袭来的饥饿。……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儿最终意识到外部现实的存在，……这种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目的的行动和更高级的思想（次级加工/过程），与初级加工相对应，后者以幻想为基础的愿望实现）最终得以发展”。“有本我的地方就应该有自我”(弗洛伊德1933）。“哈特曼的人类发展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图景”。他认为“幼儿并不是在梦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适应，而是在出生时就带有自我的潜力，像种子等待春雨一样，等待适宜的‘平均可预期’环境条件出现，来发动它们的成长。某种‘无冲突的自我能力’不是由冲突和挫败造就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潜能，是人类特权和功能的一部分，将在适宜的环境中自然浮现，让人类能够适应环境。这些能力包括语言、感知、客体理解和思维”。“哈特曼对已存的关于冲突的精神分析理解保留欣赏，但同时也开始研究无冲突的适应发展。……具有基本自发性（例如说话）的适应器官可能会继发性地卷入冲突之中（口吃）。而来自于冲突的防御，可以通过发展适应性能力，最终变得具有自发性”。“例如，与排便活动有关的持续快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所以反向形成这种防御被创造出来，……蹒跚学步的孩子起初对排便的着迷后来被转化为一种意识中的嫌恶态度。然而，这些源自冲突的反向形成（防御），最终却可能成为整体人格中的一种高度适应功能，比如干净整洁会带来真正的愉悦享受，因而逐渐拥有了冲突以外的作用，成为‘次级自发性’”。

“哈特曼所描述的‘无冲突’的自我功能也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些功能从哪里得到能量？如果心理在根本上是从性驱力和攻击驱力中获得燃料，而且证实了这两种驱力处于冲突的要求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禁止，那么，像知觉、学习能力等适应性的过程，燃料从何而来呢？弗洛伊德也曾力求解决同样的问题，……引入升华的概念，这是一个准防御过程，把性冲动的力量套上了缰绳，引导它成为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活动。……但是，即使在驱力被升华时，它们依然在伪装形式下保持着性和攻击的本质。……哈特曼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中和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自我清除了性与攻击的品质。实际上，中和改变了驱力本身的性质，……像水力发电站一样，把浑浊汹涌的河流转变成纯净可用的电能”。“哈特曼认为儿童带着天赋的潜能来到世上，能够在接纳的环境中自然呈现，这一观念开启了一系列问题，为后世的发展自我心理学家所追寻”。

发展自我心理学：勒内·斯皮茨

勒内·斯皮茨（1887-1974）的《医院制度》（1940）是一本令人心碎的作品，……研究了一出生就遭遗弃的婴儿，在育婴堂中，他们的生理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但任何可持续的养育性互动都被剥夺。他们无一例外变得抑郁、孤僻、体弱多病。……当弗洛伊德宣称剥夺是自我发展的一种刺激、迫使儿童发生朝向现实的关键转变时，斯皮茨关于‘成长失败’的儿童研究生动地反映出，如果缺乏与有爱心的养育者的接触，‘现实的砖墙’是致命的”。“哈特曼已经指出，要使诸如客体理解和感知等自我能力得以浮现，‘平均可预期环境’不可或缺，但是这种环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外界如何影响了内心发展？”

“弗洛伊德引入了客体这一术语来指代本能冲动的目标，通过它，本能的张力得以释放。……母亲变得重要，是因为孩子确信母亲提供了满足；人类的爱建立在直接和伪装（目标受抑）的满足之上，随着自我找到一些方式对本能冲动进行压抑、升华、提炼，它们在更复杂的客体关系中寻找到安身之所”。（弗洛伊德不是关系流派的人，他的客体的概念是被利用的工具。）斯皮茨借“从根本上改写了力比多客体这个基本精神分析概念”。“斯皮茨保存了弗洛伊德的概念，认为力比多本身是寻求快感的，但他为寻求快感增加了新的维度，深化并补充了弗洛伊德关于早期客体关系发展的观点。除了力比多的目的之外，斯皮茨还为本我增加了一组能力，在自我中起源并发展，与力比多的寻求快感相平行，使个体能逐渐发展出关爱的感觉和深度愉悦的个人接触。……他认为，拥有力比多客体是一种发展性成就，反映出个体的复杂心理能力，能够建立选择性的、非常个人化的依恋，即使当依恋对象不在场时也仍然能够保持。斯皮茨的力比多客体并不仅仅是一种达到驱力释放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指防御性内化的后果（当客体丧失或因为冲突而不能获得客体时，满足就被阻断，客体将被内化以维持幻想的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与客体的认同是次选的解决方案，是当本能满足不能实现时勉强接受的补偿），而是本身就具有根本重要性。力比多客体提供了基本的人类联结，所有心理发展都将在这种联结中发生”。

“哈特曼已经指出，不成熟心理的特征是内部‘未分化’，用来说明出生时的自我、超我、甚至基本的力比多和攻击驱力都尚未清晰、不分彼此。斯皮茨对新生儿的描述是，未分化（婴儿个体的心理状态）和非分化（‘幼儿和母亲’的想象），……出生后的婴儿与母亲进人一种心理融合的状态，……婴儿和母亲像连体人一样依赖于彼此间的生命流动，如果突然分离或者以任何方式剥夺了让婴儿最终获得独立能力的这一渐进过程，都会有灭顶之灾。……新生儿……最初被大量无意义的、无法加工的刺激漩涡所吞没。母亲通过加工体验调解这种境遇，她行使婴儿的‘附属自我’功能，调节体验，安抚婴儿，保护他免受过度刺激的干扰，直到他发展出加工和调节自身体验的自我能力”。“斯皮茨为精神分析贡献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性进步，为逐渐展开驱力释放的性心理阶段（从口唇期到肛门期，再到俄狄浦斯的生殖器期）增添了新的结构，即出现在生命第一年里的自我能力，发生在与力比多客体关系的关键转化中”。“斯皮茨论证了事实上早期发展的每个方面都通过母亲的环境所调节。这种修正的理论将注意力转换到如下问题上：婴儿从与母亲的心理嵌合中逐渐脱身，建立独立身份和个人化的感受”。

发展自我心理学：玛格丽特·马勒

“玛格丽特·马勒（1897-1985）是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师，曾作过儿科医生，她在移居纽约之前曾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像斯皮茨一样，马勒也强调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婴儿需要在共生范围内的‘最佳快感水平’来保护‘安全港’和心理成长。母亲为婴儿未成熟的自我提供了关键的‘镜像参考框架’。如果她不可预测、不稳定、焦虑或有敌意，参考框架就将受到危及，而儿童最终的独立功能就不太可能形成”。“弗洛伊德把生命早期阶段称为‘原始自恋’，认为其本质是无目的的；……马勒认为，在这最初的几个月中，儿童破开‘自闭的壳’，进入最早的人类联结，即‘正常的共生’。……马勒将这一跨越过程定义为分离—个体化，细化成明确的亚阶段，每一个亚阶段都有特定的起始、正常结果和风险。第一个亚阶段是孵化，其标志是幼儿警戒性的增长和‘典型两阶段视觉模式’，在两种模式间有规律地转换，大部分时间里警觉地注视外部，时不时把母亲作为原点察看一下。这一阶段在九个月大时告终，主动运动能力和躯体发展宣告幼儿进入实践亚阶段。这时，幼儿开始学步，变得更有能力，他投入外部世界，对新能力兴高采烈，充满了全能感：尽管事实上远离了母亲，但他感到自己在心理上仍然是与母亲在一起的，分享她感知到的全能感。……儿童在十五到二十四个月之间发展到和解阶段，……此时，心理发展赶上了躯体成熟的速度，这使他忧虑地意识到，正是这种活动使其在精神上从与母亲的共生结合中分离出来。与先前的无畏行动不同，现在，孩子在学步中可能变得不断试探，想把母亲保持在视野之内，通过行动和目光接触调整这种新的分离体验。这时的风险是，母亲可能将这种实质进步的需要误读为退行，对此做出不耐烦或不可接近的反应，使独立行使功能的能力尚未完全发展的孩子陷入对抛弃的忧惧之中”。

“俄狄浦斯动力强调带有竞争意味的性和攻击冲突，主要探索父亲的角色，对于小女孩来说是渴望的俄狄浦斯客体，对小男孩来说是恐惧的俄狄浦斯竞争对手。前俄狄浦斯动力以母亲的角色为核心，关注心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发展性中断，这些心理结构最终会参与到俄狄浦斯斗争中。如果这些结构有缺陷，它们本身就会造成许多更早的、导致功能受损的障碍。前俄狄浦斯病理……会出现更广泛的心理功能失调：紧张、无法调节的情感状态、自体和/或他人意象的极端波动一一在受虐和重症抑郁这类病理中典型的失调特征”。“发展自我心理学家设想，儿童是从与母亲的共生联合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幼儿在心理意义上的诞生并不与从子宫中的身体出生相一致。母亲的关怀容纳着他脆弱的心灵，这种方式就好像她的身体曾容纳了胚胎发展一样。这一关于人类史前发展的象征性视角从弗洛伊德派自我心理学中浮现出来，为理解人类体验中的许多特征提供了崭新的有利位置。例如，恩斯特·克里斯（1952）把艺术家的创造性自由理解为一种退行，退行到不太结构化的前俄狄浦斯期状态为‘为自我服务’；马丁·伯格曼（1973）探索了对共生融合的暂时回退，这常见于成熟爱情的某些最深层面”。

本能驱力的修正理论：伊迪思·雅各布森

“伊迪思·雅各布森（1897-1978）最初是柏林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1938年她从纳粹监狱中获释并逃离德国，不久后来到纽约。……尽管她曾身处令人发指的人类暴行之下，但在离开德国之后，她就立即着手修订弗洛伊德后期版本中给予精神分析对人类本性描述的最黑暗的一部分”。“特别具有争议的两个经典概念是死本能和原始性受虐狂，这两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概念都是弗洛伊德在1919年提出的。……此时他得出的结论是，攻击性是与力比多同等重要的另外一种本能驱力。……婴儿在生命之初既有指向自身的爱，也有指向自身的破坏性”。“他对死本能和原始性受虐狂的阐述，将这些早期的基本能量渠道统统追溯到素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婴儿与人类环境间关系的影响。然而，发展自我心理学家对婴儿的看法是，他们在躯体上与首要养育者融合，持续不断地接受并依赖于母亲的心理参与”。“弗洛伊德对素质的强调如何与发展学家对环境的强调相协调？雅各布森提出，生物学和经验相互影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生交互作用”。

“雅各布森同意哈特曼的观点，她提出本能驱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物性上预设的先天潜能。……它们的独特特征是在早期关系中获得的。体验从一开始就记录着，对于婴儿来说感受如何，这被斯皮茨称为‘情感知觉’；……正常情况下，婴儿体验到的主要是满意；力比多逐渐从好体验的集合中浮现出来，成为幼儿生活中强大而坚固的动机力量。在理想情况下，攻击性的表现水平较低。……如果大部分体验是挫败的，被记录为负性，更强烈有力的攻击驱力就会被巩固，扭曲仍然脆弱的正常发展过程”。“因为体验是主观加工的，所以无法简单地从客观上定义‘好的’养育，而只存在对于某个特定的幼儿来说被感受为好的养育。……最终出现的基本驱力组成依赖于许多时刻的影响集合。因此，雅各布森的模型描述了真实体验和驱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她进而提出，早期经历在主观上会留下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的均衡不但为形成力比多和攻击驱力作出贡献，还为感受自己和他人方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雅各布森同意斯皮茨的观点，她在哈特曼、克里斯和路易温斯坦（1946）之后提出，当体验被感觉为好的，一个拥有爱并能够给予的母亲意象（客体意象）和一个快乐而满足的自体意象就在婴儿心理中开始累积；相反，当体验是挫败和沮丧时，一个令人挫败的、没有爱的母亲意象和一个愤怒并被挫败的自体意象就会累积。……由于新生儿最初不能区分自体与他人，这些最早的意象常常是融合在一起、彼此混淆的，而非相互区分、独立完整的单元。……个体关于自体和他人的最深刻的主观感受最终也将从这些最早的意象聚合中产出，成为一组透镜，不断过滤日后的体验”。

“大约六个月的时候，幼儿能够很成熟地区分对自己的意象和对他人的意象，并且能够对二者进行更现实的记录。此时，他能够将母亲想象为一个间断出现的人物，能够带来满足，但有时也会令人挫败；类似地，他也体验到自己总体来说感觉良好并且令人喜爱，但也有能力感觉到不好或愤怒。……这种对好和坏的意象的整合必定会促进整合冲突感觉状态的能力。在对爱和恨的感觉的融合中（哈特曼提出的一个概念），两种驱力早期形式的粗糙原始的特性（幼儿式力比多的贪得无厌与幼儿式攻击性的猛烈爆发特性）得到缓和。其结果是，强烈的爱与恨的单一情感被更多样而精细的感觉状态所代替”。“如果新生儿只是带着未定型的、无指向的力比多和攻击潜力来到世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独特的自体，力比多和攻击驱力在最初就不可能是指向自身的。雅各布森移除了弗洛伊德驱力派心理玄学中关于能量的关键组成模块，并在这个理论空白处插入了新的自我心理学观点，详述了已经得到充分阐述的心理发展过程与心理得以发展的人类环境之间令人着迷的相互作用。……超我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期间儿童对人类环境的体验被持续内化，逐渐改变了儿童的源自驱力的冲动和愿望。按照雅各布森的观点（她阐释了斯皮茨的观点），……满足和挫败的体验塑造出两种驱力形式上的巩固，而母亲的约束和禁止带来的体验在早期意象背后留下印痕，后期（俄狄浦斯期）的超我围绕着这些意象得以形成。所以，超我的形成要更广泛地依赖于对他人的情欲与体验之间的复杂渗透”。

“弗洛伊德在后期的著作中（1940）把力比多描述为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合并力量，而把攻击性描述为解开联结的力量。……按照雅各布森的说法，力比多是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黏合剂，整合了诸如好客体和坏客体、好自体和坏自体这些对立意象。攻击性在发展过程中加强了对差异的意识，促进了分离以及自体和他人分化意象的建立。……力比多和攻击性作为一对不可或缺的平衡物行使功能。（满足时唤起的）力比多促进拉近、吸收；（挫败时唤起的）攻击性促使推开、移出。……力比多所激发的合并愿望毕生都具有令人高度满足的力量。……在生命的晚些时候，正常的话，因为自体与他人之间已经划清界限，融合幻想是能够带来最深层满足的来源之一。……对于刚刚开始定义自体，或者是对于自我界限不够清晰的人来说，融合幻想是危险而致命的，是拉向心理瓦解的强大退行性力量。这时，唤起攻击的挫败体验和设置界限能够起到建设性作用，制衡退行的牵拉。……对那些情感脆弱的成人来说，……他们会在混乱或抑郁的时候，通过挑衅他人来更好地体验到心灵的清晰界限。在这里，攻击性本身并不是作为驱力在运作，而是作为一种体验，积极唤起自体加强自身的标定。……攻击性必须已经得到巩固，而其得以巩固的氛围是由充分的满足性力比多体验调节而成的。如果缺乏这种平衡，唤起的攻击性将过于强大，个体会在互动中具有太多伤害性和破坏性，恐惧会湮没并中断自体标定的尝试”。

发展自我心理学的临床应用

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的核心是对冲突性冲动的压抑”，“关注点是俄狄浦斯冲突，是在童年晚期更成熟的认知和语言图式中组织起来的”。“自我心理学家开始日益关注发展过程的中断，认为其本身导致了心灵建构中的广泛问题”，“研究前俄狄浦斯期的障碍，这些障碍常常发生在语言出现之前”。“弗洛伊德将移情视为分析过程的最主要特征，移情提供了途径来接近病人隐藏或被禁止的愿望，因为病人会向治疗师表露并极力满足这些愿望。自我心理学家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治疗关系。特别是对于那些更为混乱的病人，移情并不仅仅表达了被禁止的渴望，……从病人与分析师建立的关系细节中，……分析师能够确定病人心灵建构中受损的方面，并用言语对病人早期体验中遭遇的问题加以说明，而这一过程恰恰成为修复的一个方面”。“俄狄浦斯式的移情通常呈现得很缓慢，只有通过分析性澄清才会呈现，并集中围绕在与分析师有关的某些饱含情绪的特殊体验上，而前俄狄浦斯式的移情则会更频繁地以五花八门的自体和客体意象呈现为特征，被强烈的情绪直接控制”。“弗洛伊德曾把自我描述为一个高层会议的仲裁者，与会者都很强大并具有竟争性。自我心理学家却以另一种视角看待严重病理心理的核心斗争：一个装备有缺陷的人如何行使功能？如果基本心理结构不适当的话，人将如何靠近、远离，如何寻求快乐、调节感受，如何去做那些绝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哈特曼的适应原则成为临床版自我心理学中的标准特征，不仅适用于正常功能，还适用于病理性结构”。“移情中的发展性转变对于自我心理学家来说，病人和分析师之间的体验变成了一种机会，用来理解病人心理障碍的性质及其所做的适应性弥补努力。分析性关系还存在强大的变化潜力，而移情提供了修复早期混乱的机会，让病人利用分析来尽量填补未曾满足的发展性需求，因为病人现在是成人，能够用语言向分析师描述并体验早年的害怕和恐惧，而这些在童年时似乎是难以抗拒的。（斯皮茨曾发现，母亲对幼儿早期混乱体验的共同加工、组织以及赋予意义，对于儿童知觉发展过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结论

“自我心理学家把焦点从本我转换到自我，从被压抑的部分转换到心理过程的核心联结，其分析过程的模型也开始改变。起初，分析师通过对自我防御功能的无意识方面进行分析，逐渐开始认识到自我所具有的更广泛的功能可以在精神分析中被更好地加以利用，这些功能为病人的自我观察、反映以及现实定向的维持所证明”。“尽管对于治愈本身的理解仍然是把无意识变为意识，但这一过程现在被设想成发生在一种双重的情境中，是在隐喻性的伙伴关系里，而不是在一场战斗中”。“对于病人来说，在这种伙伴式的关系中进行治疗的体验本身就具有治疗性。病人就像一个有效的侦察员，发展出更好地观察自己的能力，能够反思而不仅仅是反应，能够延迟满足自己（对于哈特曼来说，这一过程等价于驱力中和），这有利于表达出她需要什么，能够朝向期望的结果工作，而不是贸然行动”。“心理结构本身在人类伙伴关系中得到巩固，对这一点的深入理解带来了临床技术的革新，其目标是试图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重新激活曾存在于母婴之间的某种早期发展性互惠。在马勒早年对儿童的治疗工作中，她开始把治疗体验本身视作潜在的矫正性共生体验。在治疗成人抑郁症患者的过程中，雅各布森……强调情绪共鸣的关键作用。……随着发展心理学家进一步探索养育功能在建立强大而健康的心理结构中的作用，病人作为一个有效盟友的描述就开始渐渐变成可以修缮有缺陷的养育输入的两人分析性供给的意象。分析过程不仅仅被理解为伙伴性治疗关系，其本身还被视为一种成长体验，与（准父母的）分析师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机会，可以重历早年的发展性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