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内容丰富，涵盖了朱先生算卦、白鹿仓重建、黑娃投身农讲所及白灵掷钱等多个情节。其中，朱先生作为关东大儒的形象尤为突出，他坚守儒家道德的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妥协。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其睿智豁达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
本章的历史背景为发生于 1926 年 4 月至 11 月的镇嵩军围困西安城。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积极筹备北伐，北方国民军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眼中钉。直系军阀吴佩孚一方面将主力部署在长江一线，同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方国民军发起进攻。国民军一军退守南口，国民二军的岳维峻部在河南被北洋军阀击败，10 万人马败退豫西。河南军阀刘镇华趁机东山再起，恢复“镇嵩军”旗号，阻挡国民二军的退路。刘镇华出身河南悍匪，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妄图攻占西安，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1926 年 4 月，刘镇华率镇嵩军近 10 万人，由豫西挺进关中，围困西安。当时在西安守城的将领主要是杨虎城和李虎臣，史称“二虎守长安”。
时代变迁，老式书院已无法满足学者需求，白鹿书院的学生日益减少，最终，朱先生干脆关闭书院，自称不过是一只陶钵——只能鉴古。他虽学富五车，但面对西风东渐的庞大的现代知识体系，他深知自身不足，经过深思，他招募了一批饱学之士，想做一件自己力所能及且喜爱之事：在白鹿书院重修滋水县县志。
书院的关闭，其象征意义远非教育体制变革范畴。朱先生自喻为“陶钵”，实则是对经学体系已沦为历史尘埃中的考古标本的无奈承认。他自我贬低，而重修县志之举，则如同在废墟中寻得救赎，试图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道统。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精神悖论：前者预示着传统学术的终结，后者却在历史的书写中顽强地延续着文化血脉。
在西安解围之前，滋水县的彭县长和“镇嵩军”的刘军长分别找朱先生算卦。一个算“乌鸦何时飞走”，一个算“何时围城成功几月进城”。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千年古都西安及其所在的黄土高坡也未能幸免。1926年，西安城遭遇了长达226天的围城战，成为军阀混战的焦点，城内居民面临战死、饿死的严峻考验。国民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彭县长们，在悍匪出身的刘军长们面前，显得软弱无能，他们无力治理地方，反而沦为军阀强征粮秣的帮凶。百姓生机艰难，青黄不接，征粮的军令又重若泰山，彭县长们束手无策，“无颜见诸位仁人贤达，更愧对滋水父老”。
朱先生既劝彭县长熬着，又赠他“好人难活”四字。然而，彭县长终究熬不住，他来找朱先生时，已做好逃离的准备；当夜，便弃职出逃。彭县长们坚守的清官政治在军阀的铁蹄下，脆弱得如同纸糊的道德灯笼，最终只能以“弃职而逃”的无奈之举，悲壮地解构了儒家的仕途伦理。
继彭县长之后，第二位来到白鹿书院的重要客人，是率领如乌鸦般的“镇嵩军”围剿西安城的刘军长。面对这位自命不凡的军阀，朱先生视其为狼，却不动声色地准备了两条忠犬与一锅热气腾腾的豆腐炖肉，以作“盛情款待”。
刘军长围城已达半年，西安城里人仰马翻、饿殍遍地。西安城外，他的士兵如蝗虫过境，强征豪夺，烧杀奸掠，无恶不作。
这是一场不义之战，注定失败。面对强权，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命悬一线。刘军长上门，朱先生准备的两条狗叫过三遍之后，朱先生才出门迎接，还说道：“错失今日，怕是再也难得一见将军风采了。”此话大有深意，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刘军长丝毫未觉。
他请朱先生算卦“何时围城成功几月进城？”朱先生毫不犹豫拒绝，称其进不了城。刘军长脸色骤变时，朱先生以二狗作喻：“我两只柴狗把门，将军尚不得入，何况二虎乎？”轻松化解了尴尬与危险，又暗含赤裸裸的鄙视，但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刘军长再次无感。
“城内守军不足两万，城外攻方超过二十万有余，按说十个娃打一个娃怎么还打不过？城里被围五个月之久，缺粮断水，饿死病死战死的平民士兵百姓摞成垛子，怎么还能坚守得住？噢噢噢，账还有另一种算法，城里市民男女老少不下五十万，全都与二虎的将士扭成一股坚守死守。要把那五十万军民全部饿毙……大约得到秋后了。见雪即见开交。”朱先生的这一番话，再次点明胜利的可能性不大，可是刘军长欣喜若狂，只因他字雪雅，见雪意味着好运将至。
最后，朱先生用一碗豆腐烩肉招待刘军长。豆腐炖肉之中，豆腐喻镇嵩军之刘镇华，肉则象西安城之军民。意味着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围困西安城，如同豆腐熬肉，即便镇嵩军用尽手段，把局面搅得混乱不堪，自身疲惫不堪，却依然无法攻克如肉般坚韧的西安城，暗示刘镇华妄图拿下西安城是自不量力的举动，讽刺了刘镇华的愚蠢和不自知。刘镇华企图以武力迫使西安城屈服，却未意识到西安城军民团结一心的力量，也未正确估量自身实力和能力，就像错误地将豆腐和肉一起熬煮，导致糟糕的结果，这是对刘镇华这种行事方式和思维的批判。但是，手捧一碗豆腐烩肉的刘军长，又一次不知其意。
三个月后，大雪将至，冯玉祥将军的 50 万大军从天而降，将这些白腿子乌鸦打得抱头鼠窜。此时的刘雪雅，才明白“见雪即见开交”的卦辞和那一碗豆腐烩肉，早已预见了今日的败局。
刘军长逃走了，在白鹿原上作恶多端的杨排长们也撤走了。在白鹿镇初级小学校，留下满屋子的破鞋烂裹腿布、烂衫烂裤头以及存放在学校教室里的粮食。
强征明抢夺来的粮食草料，本应从何处来归何处去，然而，对于封建官僚而言，这些粮草就是新政府启动的资本，是市恩的资本。田福贤们用这些粮食赈济饥寒交迫的灾民，又着手重修白鹿仓，开出前所未有的优厚工价，以显恩德。无人觉得此举不妥，众人皆感恩戴德，称赞田福贤们的宽厚仁德，甚至作为盛事将被朱先生载入正在编纂的新县志。
“赶在数九地冻之前，白鹿仓废址上的一排新房全部竣工，坍塌的土围墙的豁口也修补完整。破旧低矮的大门门楼换成砖砌的四方门柱，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全新的景象有何作用？老百姓的生活会变好吗？会有新的希望吗？整个白鹿原上，又会有何新人新事发生呢？
很快，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白鹿原上掀起新的高潮。鹿兆鹏作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白鹿区分部。朱先生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开宗明义要为民众办好事，扶助工农。
国民党的白鹿县党部书记岳维山和共产党员鹿兆鹏，把“两只挽着的手，形成一个拳头，高高举过头顶，停留在空中，彰显着团结的真诚，象征着擎天立地的力量。”但在好人白嘉轩眼中，却是“一个槽道拴不下两匹叫驴，一窝蜂里容不下两个蜂王。岳鹿二人挽着举到头顶的拳头分开了咋办？”朱先生却对此则冷眼旁观，作为传统士人，他对政治具有本能的疏离与警惕。
鹿兆鹏开始发展农民运动，挑选革命骨干送往西安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第一个被选中的是黑娃。
此时的黑娃，却想“蒙着头闷住声下几年苦，买二亩地，再盖两间厦房，保不准过两年添个娃娃负担更重了。”他满脑子都是小农的安逸梦，对外界的风云变幻置若罔闻，只愿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过小日子。黑娃何其健忘，乌鸦兵强征粮草才过去没多久，田小娥躲避匪兵犹如昨日，如果不改变黑暗的社会制度，也许很快就有“白鸦兵”“红鸦兵”，一而再再而三地刨走他们的土地的产出，觊觎他们的婆娘。他想让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可能吗？鹿兆鹏直言他的这些打算如同空中楼阁，痴心妄想。连哄带骗，鹿兆鹏把黑娃送进了西安农讲所。
文中还着重阐述了鹿兆鹏选送的10个骨干，都是被封建宗法判了刑的人，都是不被传统封建宗法所接纳的人。对此，不仅田福贤们有意见，老百姓也不理解。这也暴露出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传统乡土社会的认知隔阂。尽管鹿兆鹏生于白鹿原，但他对农民的内心世界却知之甚少，行事风格显得过于激进且缺乏深思熟虑，更缺少了对民众基本的人文关怀。这也为他今后的几次失败埋下伏笔。
西安城解围的第五天，白嘉轩因挂念宝贝女儿，亲自进城寻找白灵，却惊诧于女儿的变化，以及女儿和鹿兆海的恋情。
白灵和鹿兆海的恋情，始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们并肩作战，搬运尸体、掩埋逝者，心中满怀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炽热情感，渴望能够拯救这个深陷困境的国家。但是，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不知如何抉择，只能通过抛掷铜元的游戏，来确定未来的方向。这说明，此时的共产党作为一个新政党，还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尚未深入百姓心中。国共之间的合作，在老百姓眼里，似乎更像是一场儿戏，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由衷佩服作者的写作思路，从第六章方升的赠字"学为好人"到第十二章朱先生的现实喟叹“好人难活”，实则是从对人生、对未来和自身的期盼与激励，到对生活现状的认知和对未来艰难的鞭策。朱先生作为关东大儒，他的儒家道德理想发生了从建设性到解构性的转变；他对人生、对世道的理解简洁明了、切中要害。纵观整部小说，又何尝不是围绕这八个字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