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第三个月，我发现晾衣绳上住着一个裁判。
它总是绷得紧紧的，横亘在我和杨磊之间，像个沉默的法官。裁判的第一次出手，是关于一件衬衫的。那件蓝条纹的，我嫁过来时买给杨磊的。我照例洗完，抖开，抚平褶皱，用衣架撑好，两个衣夹固定肩线。我满意地看着它滴着水，在午后的风里轻轻转着圈，觉得自己的生活也这般清新妥帖。
傍晚杨磊下班回来，站在阳台看了一眼，随口说：“妈说衬衫不能这么晾，皱。”
我正摆碗筷，没听清：“嗯？”
“妈说，衬衫得把下摆拉直，夹住底边，重力一拽，晾干了才平整。”他脱下外套，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那个“妈说”，像一粒微小的沙子，落进我新婚的粥碗里。
“这样晾也没皱啊。”我笑着争辩，走过去捏了捏那件蓝条纹的肩线，“你看，挺好的。”
杨磊没再看衬衫，坐下来吃饭：“妈说那样更好。”
“妈说”、“妈说”…那根晾衣绳第一次显形，我看见了，但选择了忽略。那件蓝条纹衬衫第二天穿在他身上，领口确实异常挺括，挺括得有些陌生。
裁判第二次吹哨，是因为一条羊毛毯。我洗净后平铺在阳台的晾衣架上，这是最常识的养护法。婆婆那天过来“看看”，脚步声很重。她围着那条毯子转了小半圈，眉头锁着，像检查一件不合格的军品。
“小曼啊，”她开口，声音温厚，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这毯子，得搭在绳上晾，透风，干得快。你这么铺着，底下闷着，容易馊。”
我张了张嘴，想说羊毛制品不能这么吊着，会变形。话没出口，杨磊已经抢先一步：“听见没？妈有经验。搭上去。”他亲手把沉甸甸、滴着水的羊毛毯对折，搭上了那根细长的尼龙绳。
毯子中部不堪重负，绝望地向下坠出一个巨大的弧度，水珠啪嗒啪嗒砸在地砖上，像无声的抗议。我看着那弧度，觉得自己的心也那么坠着，喘不上气。
那天夜里，我们爆发了第一次真正的争吵。不为毯子，为的是他那句“听见没”。我的委屈，他的不耐烦，在那句“我妈也是为你好”的总结陈词里，彻底炸开。争吵的最后，他摔门而去，去了客厅。我坐在床上，听见阳台传来细微的动静。推开窗，看见那根晾衣绳在夜风里轻轻晃荡，那条羊毛毯依然以一种痛苦的姿势悬挂着，中部吸饱了夜露，沉得快要断裂。
往后的日子，那根晾衣绳成了婆婆的远程教鞭。她人不一定到，但她的法则无处不在。毛巾必须对折晾，方向得一致；袜子必须夹着袜口，不能图省事夹着袜筒；她的白衬衫和我们的衣服必须隔开两个衣架的距离，防止染色……
杨磊彻底成了她忠诚的卫道士。我们的对话里，“我觉得”和“你想”逐渐消失，只剩下“妈说”和“你得”。阳台成了我的战场，而我节节败退。我晾上去的，他总会按照“妈说”的标准重新整理一遍。那动作，熟练得像一种肌肉记忆，一种不容侵犯的仪式。
我开始害怕阳台，害怕那根绳。它绑住的，不再是衣服，是我在这个家的呼吸。
真正压垮一切的，是我最喜欢的那条真丝裙子。生日时他买的，烟粉色。我手洗了，用干毛巾吸去多余水分，小心翼翼地挂在阴凉处。它像一片温柔的云霞，悬在那里。
婆婆是傍晚来的，看见那条裙子，眉头又锁上了。“这颜色，娇气，得见见太阳，杀菌，颜色才亮。”她说着，就亲手把它挪到了夕阳能晒到的地方。
我喉咙发紧，想阻止，却发不出声音。我只能看向杨磊，用目光哀求。他接收到了，却避开了我的眼睛，对他妈说：“嗯，晒晒好。”
那一刻，我清楚地听见心里有什么东西，“啪”地一声断了。比真丝更脆弱的，是某些东西。
那条裙子，夕阳给它渡上了一层焦灼的金边，也抽走了它的魂。晒过的地方，颜色变得黯淡、发灰，像一块洗不掉的疤痕。
我没有哭，也没有吵。那天晚上，我平静地把裙子从晾衣绳上取下来，折好，放进衣柜最深处。然后，我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杨磊看着我的动作，终于慌了。“就为一条裙子？至于吗？我妈她也是好心……”
“不是裙子。”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声音平静得自己都陌生，“是每一次。是每一件衣服。是每一次‘妈说’。杨磊，这不是你的家，这是你妈的另一个家。而这里，”我指了指阳台，“那是她的圣旨，你的律法，我的刑场。”
我拖着箱子走过阳台，最后一次看向那根晾衣绳。它空空荡荡地绷在那里，依然笔直，像一个赢了战争却失去一切的将军，孤独地守着一片早已毫无生气的废墟。
风起来了，那根绳子轻轻颤动，发出呜呜的低鸣。
像裁判终场无用的哨音。
也像一首婚姻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