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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势必最大化占有资源资本化收益，以及这个过程必然累积风险代价的规律作用下，在伴随危机和萧条与生俱来的巨大的制度成本不能向革命之后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直接转嫁的体制条件下，其内生的经济秩序混乱势必要在工商业资本集中的城市社会发生，也就是“硬着陆”长期化。即使政府直接出手进行逆周期调节，也不可能扭转营商环境劣化、经营者行为劣化的趋势，并且，这个混乱趋势还随着政府采购、加工订货等一系列救市措施蔓延到政府内部，发生官员贪污腐败。
建国初期的战略性转变——私人资本为主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为国家资本为主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尽管有官方意识形态化的表达，却并非受意识形态所左右；最主要的原因是前者在实施中遭遇重重困境。可以认为，这一转变主要是 1949 年以来新政府在政治经济客观演变之中不断做适应性调整的最终结果，绝非仅仅是某个领导人从某种意识形态出发的主观愿望使然。据此，便不难理解毛泽东在 1953 年阐述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开始了。
随着战争的进行，中央政府将东北等地区较早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经验面向全国推广，要求全国各行业、各部门压缩成本、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主要做法是核定消费定额，压缩消费支出；对向私商进行的军需品和基础设施建设材料加工订货时严格控制私商能够获得的利润。
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集中表现在国防战争领域，其与国家安全的对抗性矛盾就表现得极为直接乃至不可调和。面对这一不可回避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没有人敢说，资本家利益比前线打仗更重要。这一点，是对中共高层中那些坚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领导人当年也赞同“三反”“五反”运动的理性解释。
这些多被后人诟病的群众运动之最大遗憾，却从未被那些后知后觉的诟病者所论及——当时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都不可能先验地预见到的问题在于：单纯依靠国内的城市群众运动，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发生在城市经济中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所带来的制度成本——这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屡经动乱，却都未能在城市中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病根所在！
从历史视角看，全球“中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去依附”是一个需要不断支付成本来维持主权独立性的历史过程。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深化中，已经在产业资本上“去依附”的国家也会对金融资本霸权“再依附”……
在民国延续而来的多年高通胀压力下，大量资金从实体产业转向投机领域乃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本只能顺周期的客观必然。既然中国从 1947 年就明确了认同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民族资本主义，并且在 1950 年打击投机助推的高通胀之后即着手推进“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那就势必遭遇萧条阶段，势必出现实体经济衰退。
从历史比较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序曲是殖民化，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滥觞到美洲、大洋洲、非洲等殖民地新大陆；西方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是在被殖民国家的鲜血和泪水中完成的，如此才有了所谓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的条件。因而，这个条件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显然并不具备。
这些西方理论描述的依据只在殖民化历史中才有。理论家们虽然设想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劳动要素能以最原始的方式参与到资本创造活动中去，对资本积累发挥直接作用；但是，对于这些劳动投入怎样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转化为工业化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仍然没有合理的答案。从现实情况看，刘易斯所提出的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并不适用于工业化初期资本匮乏的阶段，更不适用于中国 1949 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