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一：缺志少行，必堕虚空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这仍是一封往来于顾东桥和王阳明之间的书信。
你来信说：“只是担心立论过高，见功太快，后学门生过早成为人师后，节外生出谬误，‘诚意’之说未免就成了佛教中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方便法门，难怪听闻到您的这一学说的人会产生怀疑。”
区区在下对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观点，是就学者的本然之心而言，是要在日常为人、做事中切实体察、探究、实践、落实的，是就在实践方面用心用功而言的，这其间有许多客观程序、许多日常积累在，它和佛教空虚顿悟的说法正好相反。听闻这一学说的人碰巧本来没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又不曾对之加以究竟解读和实践参详，因而产生怀疑，也不足为怪。像你这样的高明悟性，自然应当一句话点过后便了然于胸的，怎么也会说出“立说太高，用功太捷”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高明人说话，总是准备了一大堆适切的高帽子，顺手就能恰到好处地送出一两顶来。
从这封信来看，弟子顾东桥和老师王阳明都是善于送出高帽子的高明人。
顾东桥在来信中送出的高帽是“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因为王阳明关于《大学》之要在于“诚意”的观点，戴上了一顶高帽。首先，这个观点理论站位很高，很有点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意味。其次，这个观点在实践层面很容易见到功效，那些后学门生信从这一学说，能够快速见入圣学之功。多少有点“少年锋芒”，容易“伤仲永”。这高帽，送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老师的王阳明自然也不是盖的，送起高帽来也是不露声色，毫不拖泥带水。
首先，王阳明降低自己的身份定位，讲“区区‘格、致、诚、正’之说”——区区在下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观点——对学生讲这样的话，这分明是在诛心，用自己的不值一提来抬高学生的地位。其次，王阳明强调“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一下子把对方框定在自己的立场上，否则便对不住自己“吾子之高明”的定论。有了这样的评价，顾东桥除了满心的歉疚，哪里还有什么辨理的心情？
顾东桥之所以送出高帽，是借众人之口，婉转表达对老师观点的质疑。
王阳明之所以送出高帽，是希望弟子能够冷静判断，以期获得学业上的精进。
单纯从用心而言，顾东桥送高帽，用心是为了自己；王阳明送高帽，用心是为了对方，为了“真理”。
重新回到两个人书信谈论的内容上，《大学》的重点在“大学之道”，所谓的“大学之道”其实就是教人笃定自己的为学目的。是为学目的之道。王阳明强调“大学之道”的根本在“诚意”，由“诚意”而“至善”，是《大学》的中心思想。
谈论“诚意”这个根本，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大学之道”所倡导的为学目的。在王阳明看来，读书做学问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学为圣贤”，也就是《大学》所讲的“明明德”于天下。抛开“学为圣贤”的目的，谈“诚意”这个根本，谈“大学之道”，是不成立的。
其次，“诚意”是内在功夫，内在功夫最终指向的是外显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内在功夫如果不能付诸实践，不能在日常做事中切实体察、研究、践行、落实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孟子当年语重心长的讲自己不是一个好与人争辩的人，深得孟子心法真传的王阳明又怎么会愿意做一个好与人争辩的人呢？所以，他讲知行合一，讲“知到真切处便是行”。其实就是反对不行之知，反对闻见之知。
所以，王阳明认为，凡是轻易讲自己“诚意”之说“立说太高，用功太捷”的，无外乎两类人，一是没有“学为圣贤”之志的；而是不肯切己实践体察、付诸实践的。对于这两类人，王阳明报以同情之理解。他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够从中脱颖而出，立志做圣贤，实践圣人学问。
诚如顾东桥的担心，信从“诚意”而缺志少行者，必然堕入佛道的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