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思想家对生命问题的认识与宇宙论密切相关。
《周易》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序卦》），“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认为生命发生于天地，男女媾精而生人。同时还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系辞上》），指出生命由“精气”构成，人死物化，精气游散，即所谓的“魂”。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魂魄”，认为“心之精爽，是谓魂魄”，“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可知精气为物质，魂魄即精神。
对于生命起源的认识，《管子》认为“水为万物之本原”，生命源于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与《灵枢·经脉》“人始生先成精”之义契合。《管子》还探讨了十月怀胎，胎儿脏腑、官窍的生成情况，对后世医学颇有影响。
《晏子春秋》说“生之有死，天之分也”，明确是自然之定分。
《庄子》则认为生死是自然之气的聚散变化：“人之生，气之聚也……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又说：“生也以天行，死也物化。”
《列子》论述了很多有关生命观的内容。如《天瑞》说，“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指出一种生命的形式虽然告终，但形成生命的原质和动力却未曾消灭。又论述“大化有四”，状态各异，将人生区分为婴孩、少壮、老耄、死亡四阶段。其认为盈亏变化，间不可觉，而未尝少止，生死的形态实是造化阴阳之气的变化，而“梦”与“觉”是生命活动的一种现象。《周礼》曾提出“梦有六候”，《列子》将其与“形神”联系，研讨其发生原因。
《阴符经》中提出生死互为其“根”，并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相与为“盗”，说明其精气相通互资。
《吕氏春秋》认为生命是“精气之集”，因其所集之处不同，故呈现不同的生命特征。
汉代以后，哲学家对精气、形神的讨论更详。《淮南子·精神训》说：“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亲于地也。”认为“神贵于形”，形伤者形萎，神伤则神尽。又视死生为“一体”，“死之与生，一体也”，认为生命的转化“弊而复新”。
《春秋繁露》论精气，有“气之精者为精”“盛其精而致其神”之说，将气、精、神结合而言，提示其体用无间。
《白虎通》论精神，认为“精象水，为太阴施化之气”，神为“太阳之气”，实将精气与水火、阴阳合论。
《论衡》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精辟地论述了“精气”是生命之本，以及精气复归“元气”之理。
从上述内容可知，在经子著作中，古人对生命问题的认识主要涉及气、精、形、神，生、长、壮、老、已诸多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