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六八年的冬天,看到姥姥在扫街。心里觉得那不仅是受罪而且是屈辱。于是一瞬间就聚起了巨大的能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冲进了漫天落叶和尘埃之间,毅然决然地抱起了开始不住地挣脱,后来用双手挂住我脖子的姥姥,朝家的方向一路绝尘而去。其实也可以不用这种“侠”的方式,我想可以直接去找马娘。
中午前,弟弟从学校回来了。见了我高兴异常,站在我身边久久不肯离开。在我们陆续离家之后,他小小年纪在这乌七八糟的压抑之下,那份孤独之感可想而知。我注意到,他刚进院子那会儿神色是警觉的,眼睛里带着一种与小小少年极不和谐的审视目光。再看见我之后才豁然开朗,随着眼里闪亮的泪光,脸上就荡开了可爱的笑容。我将一顶崭新的军帽和几个钢镚,递给他时,弟弟显得有些生涩,但一会儿就高兴的笑了起来。他也许好久没这样开心了,看见哥哥好像找到了靠山,久别的经年之感瞬间使他浸入到幸福之中。后来弟弟挺了挺腰身欢快地跑了出去。那一刻我的心里有些酸。
在小屋里,姥姥解下裤脚上的绑腿,拍打上面的树叶和灰土并仔细的端详起我,她说:你看,我这老眼昏花的,刚才一眼还没认出你来,像个“天神”似的,你可真行。这样不好,扫了几次街我觉得很新鲜。就是刚开始那会儿心里不得劲,那么多人看着我不好意思抬起头,后来就习惯了。人啊,没有受不了得罪。再说还是好人多,我只是吃了几年剥削饭,政府不会把我怎么样。老大你知道吗?你妈你爸他们挺难得。听了这话,我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母亲下班之后,见到我自然又是一番相拥而泣,长吁短叹。她承担着全家的生计,在精神和工作的重压之下,看不出一丝惶恐之色。她谈起学习班的事和姥姥几乎如出一辙:……该说的都说了,没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承认。厂里要比社会讲道理懂政策。学习班每次都是读报纸,忆苦思甜什么的。用不着在机器前干活,还让我得了清闲,好抓空给你们写封信……
和姥姥不同的是,母亲紧锁的眉头始终没有松开。做饭的时候,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黄河灌区的大米。那是农场第一代水稻品种叫“大稗皮”,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就着咸菜吃也香滑可口。谁知母亲说,等你爸回来一起吃吧。我说带来的不少,她说就让你爸带回去,老家要比城里苦的多……
晚上和姥姥睡在小屋里自然就谈起了父亲。小时候,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很难回忆起促膝长谈,耳鬓厮磨的日子。父亲总给我一种严厉的感觉,那严厉仿佛意味着恨铁不成钢。等我大了一点才慢慢有了些舔犊之情。具体说就是那双部队上穿的大头鞋,踢我屁股的次数少多了。所以说童年时的父亲给我一种若近若离、人事飘忽的匆忙感。
姥姥说,乡下的农活很累。从小干你不觉得什么,可你爸是靠笔杆子吃饭的:从学徒到参军、从公社团委到机关办公室。从没受过累,一切农活都要从头学起。姥姥还知道农村的四大累:出河工、脱大坯、拔完麦子上房泥。他说你爸是半路出家,这些活一路干下来非得脱层皮不可。
我不知不觉感到了一种轻松;姥姥关心自己的女婿、母亲心疼自己的丈夫。“革命时期”我们千里迢迢的往家赶,长辈们的和谐和温情就犹如一种拥抱在等待这你;你从远方带来的委屈和期待就有幸一起冲进了这样的拥抱之中。对于我就如同被涓涓细流滋润着的土地。我这样想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是幸福的。
第二天挺晚的时候,父亲果然回来了。看见我就使劲儿攥住我的手,并捏住我的肩膀较了半天劲,然后对母亲乐呵呵的说:好啊,都赶上我了,一等一的壮劳力。就是都回老家也不愁挣工分。并说晚上要好好喝上两杯,明天一早还要赶回去。
父亲在我眼里除了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俨然就是一位老农;那双手再不纤细绵软,变得粗拉拉的,手心布满了膙子,握着我时手里像包裹着一层砂纸。深深的皱纹布满浅褐色的额头。
父子间的话不是很多,可在我敏感的眼睛里已经察觉到父亲的失意和无奈。一般男人都缺少女人那种温润如水般的家庭气息和事无巨细的叮嘱。可这回父亲一直注视着我和老弟,须睨不移,生怕我们走掉似的,几次话到嘴边又欲言又止。眼睛里就湿漉漉的好像蒙上了一层雾水。我说:爸爸你想说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您就放心吧;我们都长大了不会给您丢人,也不会给家里添乱。父亲笑了笑向我们摆着手,嘴里嚅嚅嗫嗫了半晌说道:还行……你们都不错,我知道总会有重新开始的一天。说着就伸直了那军人般依然直挺的腰板。
事后才得知:父亲在老家要时常站着交代问题,没有随时“方便”的自由。由于时间过长,致使排尿出现了问题。这次回家是为了看病。
和我们的姥姥一样,我们的父母从不强调自己的不易和牺牲。许多事情都是到了耄耋之年才被我询问而出;可惜的是刚返城那些年忙于生计,疏于开发长辈们那丰富的内心世界,便无法得知更多的故事了。长辈们之所以很少提及当年的艰辛,也许是认为天下的父母生来就是为了儿女,而从不顾及自己的付出和感受。
在母亲八十八岁生日那天,我们才得知当年艰苦岁月里母亲在工厂里吃饭的情景:
那时厂里食堂最便宜的菜是一毛钱,我有时买上一份,更多的时候是从家里带些剩下的干粮,去食堂花三分钱加工一下。当时不少家庭困难的人都这样,还美其名曰“三分烩,七分养”。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吃饭的时候就在箭道解决。(车间外边的过道)有时在从食堂回来的路上已把饭吃完。回到车间没有一点愁容,好像很受用。
在学习班里也是一样;总是乐呵呵的,从不挂相。母亲说,最难的时候我总在心里告诉自己必须好好活着,要不然你们回来怎么办?连个家都没有啊。“革命时期”的母亲就是如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