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负系统如何从原则上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首先，自负系统通过使神经症患者变得自我中心（一心扑在自己身上），从而使他离开其他人。他靠着他的理想化形象活着，遵从着自己的法则（他的“应该”），生活在用自负围成的铁丝网栅栏的范围之内，有自己的警卫保护他不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结果，他在情感上变得更加孤立。

神经症患者是根据自负系统产生的需要来看待他人的。这些需要可能直接指向他人或者间接影响他对他人的态度。

最后，他根据自己的外化方式来看待其他人。造成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扭曲看法的所有因素中，外化可能在效果上排名第一。他没有认识到的事实是，引起他做出反应的那些地方是他强加到他们身上的。

因为外化方式通常和他对别人的反应混合在一起，而他对别人的反应是基于他的需要或这些需要遭到挫败的程度，所以外化方式更难以被识别。只有对特定情况进行仔细地分析，才能使我们辨别出是否以及何等程度，一个人是真的对自己生气或者事实上是对他人生气。

所有这些被提到的因素——神经症的需要、他对别人的反应和他的外化方式——使别人难以和他相处，至少难以建立任何紧密的关系。通常他并无法意识到这种困难。

若一个人实际中意识到他就是他自己，别人就是别人，他不会因为各种强迫性的需要动摇对别人的评价，观察力和批判力无法替代他内心对别人的确定感。

在这种内在不确定感的许多种表现方式中，有两种表现似乎会相当规律地出现，并独立于特定的神经症结构。

个体并不知道他对别人的立场以及别人对他的立场。他可能称一个人为“朋友”，但是这个词失去了它深层的含义。他对这个“朋友”说的话、做的事或疏忽之处而产生的任何争论、谣言和误解都可能引发他暂时的怀疑，不仅如此，还会动摇他们关系的基础。

第二种对他人相当普遍的不确定感是关于信心或信任的不确定。它不仅表现在对别人的过于信任或过于不信任，而且表现在他心里不知道别人的哪些方面值得信任以及哪些地方是其局限。

在他对别人基本的不确定感中，他通常会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倾向于期待最坏的结果，因为自负系统也在加剧他对他人的恐惧。一般来说，我们对别人的恐惧取决于别人伤害我们的力量和我们自身的无助感。而这两个因素都被自负系统巨大地强化了。不论他多么威严自信可能都只是表面而已，自负系统在本质上会削弱人的力量。这主要由于他与自我的疏离，以及它产生的自我蔑视和内在冲突，这些使他分裂地对抗自己。所有这些恐惧解释了他对他人的主要态度是防卫的，不论它是以更具攻击性或更退让的形式表现。

基本焦虑是对一个潜在充满敌意的世界所感到的孤立和无助。自负系统强化了基本焦虑。由于基本焦虑，孩子不得不找到和他人相处的方法，所以成年神经症患者也必须找到这样的方法。

自负系统所产生的需要也把他人置于过度重要的位置。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他人变得过度重要或必不可少：对于他妄称自己具备的虚假价值（钦佩、认可、爱），他需要别人给予直接的确认。他的神经症的负罪感和自我蔑视导致他为自我辩护的迫切需要。但正是产生这些需要的自我憎恨，使他几乎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他的无辜。他只能通过别人来做到。他必须向其他人证明他具备他认为重要的那些特殊价值。他必须向他们展示他是多么好、多么幸运、多么成功、多么有能力、多么智慧、多么强大以及他能为他们做的事。

神经症患者需要他人保护他不被自我憎恨伤害。事实上，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对理想化形象的确认和为自我辩护的可能性，也加强了他对自我憎恨的对抗。他需要别人缓解由于突然涌现的自我憎恨或自我蔑视而引发的焦虑。最相关的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别人，他不可能有效地利用他最强大的自我保护的方式：他的外化。

因此，自负体系带给他人际关系中基本的不一致：他感觉和其他人疏远，对他们极其不确定，害怕他们，对他们充满敌意，然而他又因为他们对他至关重要而需要他们。

他给自己做出不讨人喜欢的定论，来自三个主要的根源。其中一个是神经症患者自身爱的能力的受损。第二个根源是他的自我憎恨和自我憎恨的外化。第三个根源存在于神经症患者对爱的期待中，期待他被给予的爱超出爱能给予的程度（比如“完美的爱”），或期待他被给予的爱超出爱能给予的部分（比如，爱不能消除他的自我憎恨）。因为他得到的爱都无法满足他的期待，他往往认为他没有“真正”被爱。

虽然人际关系显示出重要性，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交流中一直回避真实的自我，人际关系就不具备力量去根除他身上根深蒂固的自负系统。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自我实现的挣扎》卡伦·霍妮 | 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