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绝委任

  本篇随笔发生的具体时间实在是回忆不起来了。这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不到两个星期里的一切事情，让我很容易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信阳地区建筑总公司的总经理找我谈了两次话，最后一次虽然不欢而散，但再后来的日常工作中並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竞会在我顺利前进的道路上，给我挖了一个深坑。害得我在信阳师范学院《房屋建筑学》教研室干了一年的教学工作，因没有“工资关系”的依据无法给我发工资。而地建总公司的经理们逼着我索要三千元的“培养费”，不交钱就是不给我“工资关系”。用体制内的“工资关系”来报我谢绝委任经理的一箭之仇。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进程基本开始。建筑业的发展很快。我们地建总公司为了解决子女和家属的就业，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分公司的业务比我们几个施工队的业务都齐全。即承接建筑工程施工，自己有钢筋混凝土预制厂，又有机械维修厂，还生产各种涂料进行销售。经营红火了六七年之久，分公司扩张了，施工队里“有志之士”也纷纷挤到分公司，当上了各科室的领导。分公司成了多种元素的建筑公司。也给全公司的家属子女解决了无工作的忧愁。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建筑业工程款的付款方式也由建设银行控制付款，变成了业主可以先不付款，由施工方垫资施工。如果业主不能按进度支付工程款，施工方就欠着材料供应商的材料款继续施工。这种恶性循环产生了三角债。三角债反过来激发着循环的恶性发展。很多乡镇级别的建筑公司在恶性循环中失去了市场。我们分公司的财物状况是别人欠他的工程款，他欠多个商家的材料款。他的生产状态是承接的工程因为无力垫资而步屐艰难。特别是多家业主单位向法院提出了对分公司的经济起诉。

  昨天询问了几个老同志，才搞清楚我们这个分公司的真实名称叫：“信阳地区建筑总公司第二预制厂。”

  夏季的一天，地建总公司经理办公室秘书到技校告诉我，总经理让我去他办公室，有事找我。 

  天气闷热。因为平时我被地建总公司的领导召见的机会很少，除了上次召見之后当上了“被告代理人”以外，八、九年来，更換了两次领导班子，从来都没有被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召见过。包括新近从第一施工队（以前和我一齐砍瓦刀的泥工弟兄）提拔成副总经理的人也没有给召见我的机会。我心里打着鼓，生怕又当选上被告代理人。

  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穿短袖白汗衫。因为去见总经理，我随手把我掛在衣服架上的长袖白衬衣穿上，步行走到总公司二楼的总往理办公室。敲门时，我浑身上下已汗如雨下。总经理回了声“进来。”我一边推开门，一边用右手的食指刮着额头上的汗水，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那时候总经理办公室布置的很简单。两间屋子里放了一张普通的三屜桌，和两张靠背椅。总经理坐一张，另一张是留给客人座的。进门处放置着洗脸架和洗脸盆。天棚上吊着华生牌的电风扇。另一间屋子放了一个文件柜子和一个木茶几配上两只木沙发️。旁边放着可移动的摇头电风扇。

  总经理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洗脸盆说：“热吧，赵老师，擦把汗。”        我站在吊扇下面让头顶上的风吹着我，回答说：“电扇吹吹已凉快多了。总经理，有啥指示？”总经理指着木沙发说：“你先坐下，歇歇。咱们慢慢聊聊。”

  总经理是转业干部。听说原来在部队是后勤团长，抓过营房基本建设，专业对口成了我们的总经理。他是固始县人，但“俏吧”的乡音已经基本消失了。（“俏吧”是固始县人的口语，意思就是好或者美。信阳市人称他们为俏吧县。1965年下半年我在固始干了固始麻纺厂工程。所以我对俏吧的口音比较熟悉。）他比我大不了五岁，五十岁左右。他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走到我跟前才发现，我俩都是中等个头。

  他坐在木沙发后，把手中的红头文件递给我。

  秘书走进来给我俩每人倒了杯不是太烫的白开水。我端起来一古脑的喝了个干净。秘书又从大玻璃凉杯里给我补满水。总经理给他使了个眼色，他退出。

  我接过文件，没有看清楚是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还是信阳市审计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只知道文件上说我们的第二预制厂也就是文章开头讲的分公司欠债务200多万元。那时候我的工资已经按照“讲师”中级职称的执业资格发给的。每月不足人民80元，一年收入不足一千元，十年不足一万元。也就是说，分公司欠别人的钱，如果让我去还，我自己不吃不喝必须用200多年才能还清。

  总经理给我讲了些什么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楚。心里只在盘算着200多万和200多年的时间，我需要生死轮回转世投胎几次呀。那时候我干“外决”二十多年，偷偷摸摸、辛辛苦苦才刚刚完成“万元户”的梦想。我想都没想过十万元，更何况百万元？！

  总经理停下了他的热情洋溢的谈论，等着我慢慢地缓过神来。

  我笑了笑。嘴里念着“200多万，200多万。”手把“红头文件”递给了总经理。

  总经理打断了我的自言自语说，赵老师不是单纯的咱们欠别人200多万，而是别人还欠咱家200多万。里里外外相抵咱们等于持平。你不要担心。

  总经理把话题转移到主题上来了。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让你去咱第二预制厂接任经理。原经理年老应该退休了，你要接任可以把原经理班子全部换掉，给你配上支部书记，副经理由你在全公司里任意挑选。

  我认真的听着总经理的安排。一句话都没有插话。

  总经理看我面部凝重的臉色，话题又转到关于我的待遇上。继续说，我可以说服两个副总经理，把你的档案和工资关系全部保留在总公司。也就是说你的工资不与现在第二予制厂领导班子的工资掛挂钩，总公司按月照常发放你的工资。把他们的工作理顺了，他们有工程干了，正常发工资了，你想当老师可以回学校，或者到你喜欢的岗位继续发挥你的作用。

  我木呆的坐在那里，大脑里一遍空白。我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当分公司经理，更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好的切入口。

  总经理看我不说话，他认为他给我开列的丰厚条件能打动我的“官欲”。他把我的不说话当成在认真思考。他最后说：“赵老师，你想想吧。想好了来找我。我说话是算话的。”

  我站起来，勉强地笑了笑言不由衷地吐出了一个“好“字。我本意是回去停个一两天，然后再来回答他不干这个经理。为的是不当面拒绝可以不让领导丢了面子。谁知道是我想多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他理解成我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和委任。

  我离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从办公楼东侧楼梯下到一楼。这个办公楼中间有个东西方向的走道，走道尽头有扇偏门，东偏门出楼就是总公司四个最高领导的四个独立的院落。大家就自然而然地不从这个门出楼了。我也不例外。

  当我向西走到劳动工资科门口时，忽然听到门内传来一声“赵老师”的喊声。我顺声音进了门。只看严科长正在向我招手。

  严科长，女，比我年长几岁。她在六、七十年代是总公司里四大美女之一，这四个女人在职位上晋升很快，都是副主任副科长又同时当上了正主任和正科长。在业务上我只和公司的教育科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教育科长也是美女之一。她每周都会去技校各办公室座一座，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他两个美女我与她们见面仅喊声“大姐”而已。1986年以后的我，四十多岁了，工作服換成了西装领带；泥巴匠变成了讲师。我喊她们为大姐，她们都很开心的接受了这个親切的称谓。我喊大姐从来都不带姓氏。

  严科长的座位面对着走道的门。我对严科长喊了声大姐，就按她指的座位坐了下来。大脑里浮出劳资科和质检科共同组织的，对全公司职工进行应知应会考核的，抽调我“封闭出题”的半个多月的情境。

  我事先什么都不清楚，只知道要和公司劳质科的人一同出差约十天，因为是夏天，只准备了两件衬衣、两件裤头和一套类似西服的便装。带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候没有手机，我的眼腈即不近视也不老发，我也不喜欢戴墨镜。就轻装到劳质科报道。

  到劳质科报道的还有机械队的技术员高泳和翟树清。严大姐只对我们三人讲了句，现在你们三个是全公司对职工进行技术考试的应知部分的出题老师，领导要求对你们封闭出卷，咱们离开信阳市，带上打字机和打字员。对你们的要求是，不许对家属、朋友打电话，不许传递任何字条。待开考之后就是你们返家之时。

  在严科长的带领下我们住进了罗山县县政府招待所的后院。这个院是院中院，真正的“封闭”工作。院子里生活设施应有尽有，我们就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样工作。严大姐陪着我们封闭了十几天。临回信阳市的当天，她陪我们转了转八十年代后期的罗山县城，在最热闹的十子街街口她指着离招待所不足五百米的一处宅院说，这就是她还住着两位高寿老人的娘家。她要在临走前看望两位老人家。啊严大姐的敬业精神让我折服，她在我心中渐渐地漂亮起来。

“赵老师，恭喜你升任经理。”严大姐的郎郎笑语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到现实。“总经理对你还是信任的。特别是你在中国银行当甲方技术顾问期间的为人和行为准则评价很高。你答应他对你的委任吗？”严大姐郑重地问我。

我喝了口凉白开，向严大姐简单地讲述了当中行技术顾问的经过。

中国银行成立了信阳分行后在东方红和民权街的十字路口要建一幢十层的办公楼。他们党政班子里成立了基建办公室，可无一人懂土木工程。就在信阳市找顾问。我被别人推荐，他们的保卫科长兼基建办公室主任到技校找到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幢十层高楼是武汉中南设计院设计的，也是信阳最高的楼，我们要请的是敢于负责的人。我一听他的要求据有挑战性。正当中年的我也来了劲头，斩钉截铁地回答“敢”！我对他也提出了要求，一不座班不能影响我的正常学校工作，二是我的每月补助不少于二百元，三是甲方给我一个随身联络人。很对脾气的科长当场柏板，我就定你了。

  为了招标的公正，我对标底提出由外地的工程师做，待开标时送到现场。他们找驻马店建设银行做的，我连问都没有问过一声。咱们地建总公司是比别家高了0.5分中标。不应该把功记在我头上。

  在质量上我虽把关很严，公司派出的工长是技校第一届毕业生，我又是他的班主任，配合的很默契，真正地做到了上一道工序不合格，决不进行下一道工序。质量上没留下任何隱患。

  最后考验我的是竣工结算。中行开了一次党委扩大会，让我参加並让我首先表态。信阳市统计局成立了工程审计。会议议题是中行办公楼的结算是否审计？让谁审计？我的表态是让最高审计单位审计。

  审计资料报送审计单位后，审计负责人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才知道，当初选聘我问我敢不敢负责的真实含义。因为全部质量和经济的资料签字只有我“赵仁”两个字，中行的科长，行长都无签字。

  我感谢中行领导对我的信任！

  工程还没正式交付中行使用。信阳地区电业局的百米高楼的施工就定为中行施工的工长。我为我的学生骄傲！

最后我对严大姐说，中行建设的成绩是信阳地建总公司第三施工队全体参加施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努力，我只甲方顾问而已。不足以掛齿。

  风声传出很快。第二天中午就有人到樱桃園园家中向我表忠心，颐意和我同甘共苦渡过难关。我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因为我在初中毕业后遇到的事情让我清醒的认识到“做人难，被人管难，管人更难。”我知道中庸之道真的是我终生遵寻之道。

  不足一周时间，信阳地区建设局的韩永副局长在刋大辅导站办公室里看见我问；“你跟我说不去当分公司经理，为什么你的总经理在局里向局长汇报你同意，並且请示任命你为正科级经理？”我赶紧向韩局长道歉说，总经理误会了，他把我的沉默不语当成了同意。我向地区局写一个书面汇报，明天早上就送给局长。千万不能让误会成了事实。

  我连夜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讲了我是讲师只会教学，我是工程师只会设计、施工。我的性格只限于管质量管进度管管工程预决算那些有法可依的数字和线条。不会管人更不懂社会经济。最后恳切的表态谢绝对我的分公司经理的委任。

  汇报信起到了应有的效果，也捅了一个马蜂窩。送交汇报信的当天下午，我被总经理秘书传讯到总往理办公室。

  我仍坐在上次去总经理办公室时坐那张椅子上。不同点是没有了电风扇的吹拂和凉开水的招待，只有总经理的愤怒埋怨。我浑身是汗的耐心听取对自己的批评，不时的表示承认自己的无能。

  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其他办公室都人去楼空。唯独总经理办公室仍亮着灯。总经理的老婆在楼下叫他吃晚饭已经两遍了。总经理还在苦口婆心的劝我。让我当分公司经理。我这次抱定了坚决不同意的思想，嘴只吐出“无能为力担当重任。”几个字。

  在总经理老婆用发火的语调再次喊总经理吃饭的时候，总经理用严厉的语调对我说，我用纪律处分你。

  我乘机站起来，向总经理恭恭敬敬的举了一躬，並且说谢谢你总经理。我拉开房门，慢步走出办公大楼。

  我骑在自行车上。虽说我谢绝了委任但心里比以前更踏实。我要走的教学之路更加坚定。

  街道上的华灯越来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