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我所处的行业是快节奏的行业之一，以最近一个月为例，我的行程显示，我最近一个月到过杭州、厦门、福州、广州、银川、荆门、上海、深圳城市，其中有些地方还去过2次，每周2-3个城市基本上是常态，尽管这样，今年的工资成效却并不理想，前天在福州和公司一位项目经理交流，他说他今年也特别忙，但成效不好，希望2024快快结束！

类似地，我看了一下同事们的行程，和我一样匆匆忙忙的人很多，有位女项目经理，孩子1岁不到，上周二我看她还在大连出差，今天和她一聊，她说她今天到库尔勒，要在那边待一周……有时候，我感觉大家对这种高频率的出差和繁忙，不仅没有觉得是个问题，甚至觉得是一种“重要”性的体现，某种意义上公司也在不断的助长和宣传“长时工作”的文化。

上周六傍晚，我从上海出差回到家，发现家人病了，老婆喉咙发炎好几天了，儿子高烧两天了，当天晚上我们带着儿子到医院打了点滴，离开时，医生特别叮嘱第二天要复查，第二天老婆自己去了医院，我在家照看儿子，觉得他都恢复正常了，加上有一些工作要处理，而且打心里也没太把医生的话当回事，所以就没带儿子去复查……

结果到了晚上，儿子反复高烧，老婆的病也不见好转，这可把我急坏了，更让我着急的居然是周一下午我要赶到福州参加某公司IPO策划项目会，会上我要做40分钟报告，这个会是我们提前一周时间确定好的，因为客户领导比较多，约齐不容易，如果会议取消可能就要延迟一两周时间……我和老婆商量，她也一直“安慰”我说，她能搞定，让我周一一早去福州。

我是周一早上8点多的航班，5点钟我醒来，看了下儿子，觉得当天必须要去医院，要继续打点滴，老婆身体也没有好转，她一个人肯定搞不定，于是我当时就和同事沟通了下，说我当天赶不到福州，给了两个方案，一是会议延期，二是我汇报的内容由项目成员代替，同事同意了我的建议，同之所以这么快回复我，因为他从上海出发，他赶7:30的航班，上午8点后，我和客户领导沟通，客户选择方案二，会议正常召开，由我的同事代为汇报。之后，我安心地带着家人到医院检查，治疗。

之后，我一直在想，我当天早上的那个决定是无比正确，如果让生病的老婆带着儿子去检查打点滴，因为儿子很小，一个人基本上是搞不定的，那她得多无助，而我居然“心安理得”地去出差了……但是我又在想，如果是过去，我可能真的就心安理得的去出差了，而事实上，据我的观察，有不少人在工作和家庭中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身边也不乏这样的事例。

张三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她发现，自己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经常为了多发一封邮件而在半夜醒来。张三还为此推掉了自己的手术。医生发现她的乳房里有一个肿块，于是建议立即安排肿块切除手术。但张三与医生协商，可否等到她忙完手头的项目再做手术——那时刚好是他项目的关键期，忙完的话，还有整整两个月。到真正手术的时候，她的肿瘤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如果张三再等下去，肿瘤就可能会变成致命的癌症。现在回想起来，她意识到，自己工作上的成功是以巨大的个人代价换来的。回想起自己推迟手术的时候，张三哀叹：“我真是个白痴。我把自己置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这都是因为，我是个工作狂。”

某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兼CEO李四。在观看某情景剧的的最后一幕时，突然意识到，自己为工作放弃了生活。当他回想起那一幕，夫妻之间展现的深厚感情时，他后悔不已。想到自己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李四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他爱工作胜过爱家庭。当时，李四每周工作60到80个小时。即使不工作的时候，李四承认，他脑子里也一直在想着工作。

工作狂并不只是那些工作时间长的人——事实上，工作时间与“过度劳动”或工作狂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性。相反，“工作狂”指的是一种无法脱离工作的有害状态。当工作主宰了你的思想和活动、损害了生活、人际关系和健康时，你就表现出了工作狂的倾向。请注意，这并不是一种临床诊断——它不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但有关它的文献很深入，也很有说服力。工作狂对人们和所在组织都是有害的。通常情况下，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工作狂”文化，虽然，很多文章已经谈到了公司该如何扭转这种文化，但仅靠公司的努力是不够的。你自己也必须改变，而且必须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改变。

重新定义何为“紧急”。对于工作狂来说，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情都是高度优先的事项。据我的观察，那些可以称之为“工作狂”的人，他们通常把所有事情都归为紧急任务。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自己和身体置于持续战斗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工作的压力。有效地解决思路就是将将事项的紧急性降低，不高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

以我这周发生的事为例，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要在会上对项目的整体工作思路和工作计划向甲方数十位管理者汇报，我潜意识里认为这个项目无比重要，并且非我莫属，而事实上，当我安排我的同事去汇报里，他也很乐意，而且之后我和客户主要的领导交流里，没有听到一丝的负面声音，知道我请假原因的领导，反而更关心我家人的情况。

所以，当一项工作来到我们面临时，要强迫自己质疑它们是否真的是“紧急任务”。如果不是，就把它们排在任务清单的最后面，即便是“紧急任务”了，在面临新的选择时，也不应秉持“非我莫属”的执念。

学会说“不”和权利下放。工作狂往往不善于下放权利。他们总是有工作要做，因为他们宁愿自己承担工作，也不愿把工作交给别人。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请求说“不”，因为被要求完成任务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要求自己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相信别人能按照他们的标准完成工作。

克服这种倾向需要练习。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谈到了他是如何练习说“不”的。他用设定优先级来做到这一点，以下是他对该方法的描述：

谁需要帮助？家庭第一，学生第二，同事第三，其他人第四。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帮助？在不影响我完成主要工作目标的时候。

如何提供帮助？在我能做出独特贡献的领域中，我可以提供帮助。

他补充说：“现在，当人们需要的帮助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之外，或影响了我的日程安排，我会向他们推荐相关资源，比如一篇文章或一位专家，而不是自己上阵。”

拥抱休息时间。我们的身体无法持续处于“战斗或逃跑”模式。对压力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让调节系统平静下来、恢复到平稳状态。研究表明，当我们在工作繁忙时休息、做一些恢复精力的事情，就能获得更好的健康状态。

然而，工作狂们告诉我，对他们来说，甚至睡觉都是“麻烦”和“浪费时间”，他们对“人必须要睡觉”这件事感到恼火。在他们的观念里，在不该睡觉的时间里休息更是双倍的愚蠢，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必要的。但正如职业倦怠管理教练艾米丽·巴列斯特罗斯所说：“你不能只在深度睡眠时才休息，你必须在清醒时也进行休息。”适度参加体育活动，适时的冥想放松，自我提升等都是休息的关键行为（原创作品、版权所有，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

王荣增：管理咨询师、国际注册管理咨询师（CMC)、管理培训师、商业作者。专注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咨询及培训，著有《精进管理：如何成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