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通鉴  周纪0034  原创作品，文责自负

原文：

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卫公孙鞅闻是令下，乃西入秦。

解读：

秦国在秦穆公时期曾达到辉煌的巅峰。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雄才大略，极具远见卓识。在执政期间，秦穆公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秉持着广纳贤才的理念，招揽各方有识之士。他从西戎请来了由余，此人对西戎的风土人情、军事政治了如指掌，为秦国在西戎地区的扩张出谋划策，助力秦国成功征服二十多个国家，称霸西戎，使秦国的势力范围得到很大拓展。同时，秦穆公又用五张羊皮得到了虞国人百里奚，这位贤臣出身卑微，却拥有非凡的治国理政才能，被评价为“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去世时“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史称“五羖大夫”。此外，秦穆公还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招揽了丕豹、公孙支等贤才。在这些贤能之士的共同辅佐下，秦穆公不仅在西边称霸，还在东边积极参与中原事务，平定晋国内乱，扶立晋惠公、晋文公，将秦国的势力范围拓展至黄河流域，周天子赐予其方伯之位，承认其霸主的地位，诸侯纷纷前来祝贺，为秦国后世开创了光辉美好的基业。秦穆公以其爱才如命、善于用人的特质，成为秦国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君主，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然而，秦穆公之后，秦国沉寂了两百多年。直到战国初期，历经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几代君主的政权更迭，国内局势陷入动荡，内忧不断，根本无暇顾及外事。在这期间，魏国派大将吴起攻占了秦国先君打下的河西之地。国土沦丧，这无疑成为秦国莫大的耻辱。秦献公即位后，才着手改变这一现状。他致力于镇抚边境，将都城迁到临近河西的栎阳，并且制定了向东征伐的战略，意图恢复秦穆公时期的旧地，还废除了人殉，革故鼎新。但秦献公的宏愿未能完全实现就去世了。秦孝公即位后，对诸侯鄙视秦国的屈辱耿耿于怀，将先君的遗志铭记于心，殚精竭虑，想要发展壮大秦国。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渴望复兴的历史背景下，秦孝公深知依靠旧贵族无法改变现状，于是采取非常手段，在即位元年便发布《求贤令》，向天下征集治国的能人与良策。

有人可能会问，秦孝公明明是在上一年（前362）秦献公去世后就当上国君的，可《求贤令》是前361颁布的，为什么把这一年说成是秦孝公元年呢？

这里解释一下，在古代，为了维护政权稳定，避免频繁变更年号引发混乱，正常的君位继承，如父死子继，一般遵循“逾年称元”的传统。等到了新的一年，就被称为新君元年，新政策也从这年开始推行。“元”有起始、第一的意思，所以“元年”就是国君执政第一年，秦孝公即位就属于这种情形。不过这只是常规，遇到政局不稳时，如政变、弑君导致前代帝王非正常死亡，新国君为证明合法性，刚登基就会改元（即位当年启用新年号）。这样的例子有唐高祖李渊618年称帝，当年改元“武德”；宋太祖赵匡胤960年通过“陈桥兵变”即位，当年改元“建隆”。

言归正传，这份诏书的内容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秦孝公毫不避讳地指出厉公、躁公以来的混乱导致国家衰败，三晋夺走河西之地是秦国的耻辱，最后承诺，凡能献计强秦者，不论出身国籍，都将授予高官，分封土地。这种既批评先祖又重赏外人的做法，没有任何文过饰非的遮掩，打破了“为尊者讳”的传统，突破了诸侯国只用本国贵族的惯例，摆出了务实的态度。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明确表示，凡是宾客群臣之中，有能够献出奇计使秦国强大的人，他不仅会授予高官，还将向他分封土地，可谓极具诚意与魄力，毫不吝啬地向天下贤才许下了丰厚的承诺，显示出推行改革的坚定决心。秦孝公虽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英明果敢，深知秦国要想摆脱困境，重现秦穆公时期的辉煌，就必须依靠人才战略，借助外部的智慧与力量。

这一求贤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成功吸引了商鞅，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原本叫公孙鞅，后来封地在商邑，又被称为商鞅或卫鞅。年轻的时候，商鞅流落到魏国，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门下做事，很不得志，听闻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怀才不遇的商鞅被优厚待遇及秦孝公渴望强国的决心深深打动，为了施展抱负，毅然带着李悝的《法经》西行入秦。经过一番游说，商鞅获得了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在秦国雷厉风行推行变法，移风易俗，使秦国日益富强，拓土千里，为日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我们将在后续篇章中详细讲述商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