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中与存在主义并行的主要流派，两者在哲学，文学，人类文化学，文艺学，美学，艺术，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其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试图消解主体，而存在主义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存在主义不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聚焦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而非人的意识或存在状态。
下面我们就详细的介绍一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至于存在主义可以从现象学入手，这里暂时不表。
简而言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前者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强调客观理性，后者则试图要消解这个中心，认为其是多元决定的，有其复杂性；前者认为意义即“所指”是静态的，后者则认为意义是动态生成的，是处在不断地变动过程中的。
结构主义
要了解结构主义，就必须首先了解其理论来源。首先，其主要理论基础来自索绪尔的语言学，他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并强调语言作为一个系统中的差异关系。其次，以皮亚杰为代表的符号学理论也是对其另一重要的理论贡献。而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研究中将这一方法论推广到文化和神话的分析，使结构主义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
当索绪尔提出将语言研究的重点从历时性转换到共时性的研究时，其思想洞见实现了重大突破。在索绪尔的理论中，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能指是语言的物理表现形式，如声音或文字，而所指则是其承载的概念。但这种关系是社会约定的，并非天然固定，因此语言的意义并不是内在的，而是取决于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
概括来说，索绪尔将一个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方面，有三个性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或者叫武断性，符号与符号之间看似散乱靠系统性来表达明确意义（结构主义中的结构其实指的是系统），系统内部各种元素之间的共时性。
无独有偶，心理学家皮亚杰在未了解索绪尔的研究工作的情况下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即符号学领域。他的结构主义也有三个性质，有系统的整体性或守恒性，以及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他这样说明这三个性质：
“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这些成分服从于能说明系统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而是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全体。”（整体性）
“一项起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里面进行。结构的成分变化，可以引起结构的整体转换。”（转换性）
“结构的第三个基本特性是能自己调整；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试从上述这两个结果来开始说明，它们的意义就是，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规律的成分。”（自我调整性）
结构主义者认为万事万物有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个本质。所以，为了找到这个本质，它抛掉了人的主体性，而将它变成一个客观存在物，希望可以用人类的理性来进行科学研究的客体。他们认为一个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就像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能指可以是声音，手写的字迹，一幅画，而所指则是能指代表的概念。（注意不是现实中的东西）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感性认识一下结构主义：
假设你正在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比如法语。你会发现，单个单词的意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取决于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关系。
比如，法语中的“chien”（狗）之所以表示狗，不是因为这个词本身有什么内在的“狗性”，而是因为它和“chat”（猫）或“loup”（狼）等其他词的关系不同。又比如，英语中的“rock”（岩石）之所以在语音和语义两方面占据一个空间，是因为它与“ruck”（群架），“wreck”（残骸）这个声音近似却又有差别，我们才能够分辨出来是rock，而不是其他。同理，"rock"之所以不是"stone"（石头），"boulder"（巨石）或“cliff”（悬崖和峭壁），也是正是因为他与这个语言系统中与其他词语之间的不同才区别开了，也才能确定这个能指的意义。
结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
1. 事物的意义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其在系统中的关系决定的。
2. 这些关系形成了一种结构，而我们理解世界就是基于这些结构。
总之，如果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了意义。单词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单个词项能够适用于任何事物，对它们不做任何区分；它至少需要另一个词项来确定自己。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者的研究始终关注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不是各种独立要素本质的关系。
后结构主义
至于后结构主义，则主要是以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在各个领域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他们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罗兰·巴特）、知识（福柯）、主体性（德里达、拉康）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同时也是许多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资源之一。
“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有人将后结构主义称为“新结构主义”或“超结构主义”。
下面，我们试着对比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不同来说明后结构主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从中心问题开始。结构主义者认为其有一个中心，而后结构主义者则要对其进行消解，或者更准确的说其认为中心是不断变化和被重构的。结构主义者认为意义来源于事物之间的差异关系，但这最初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者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是一个前提和预设，是固定的，结构化的，这也是后结构主义要回答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差异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意义并非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依赖于语境的。
例如，德里达的“延异”概念表明，意义的生成总是通过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差异完成的，而非预设一个固定的场域或结构。拉康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用能指和所指的分裂而不是一体两面来说明欲望的关系，他认为能指不断链接，所指永远滑落，这也就是后结构主义描述的语言符号的运动情况。
什么是后结构主义的中心议题或首要议题呢？恰恰是消解中心。什么是“中心”并不难理解，这个中心就是那个早已溶入我们的血液里、落实在我们行动中的“中心意识”；没有它，迷路失重，撞车翻船，便是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难堪；于是有了城市的市中心，而城市本身则是广大乡下向往的中心；于是画家在确定画面中心后才可以开始按照透视原理涂抹，作家则围绕着中心思想、中心情节、中心人物等中心开始创作。天下一切都围绕着中心有条不紊地运转着，整个宇宙如果不是以地球为中心，那一定是以太阳为中心。
这中心几乎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经验实践甚至直觉本能的问题。世间万物，只要感觉到离不开中心，就会像葵花向太阳一样接受中心的支配，承认中心的权威的唯一性。中心意识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的生命构成，它成了真正的无意识——中心无意识。
然而“中心”并不满足于其形而下的世俗地位，它还要进入而且早已进入形而上的境界，从凡体肉身转化为万古不劫的超验“物自体”，从而幻化为起源、本原、本质、实质、实在、真实、真理、意义、所指……。
于是在我们的意识中，整个世界分成两个层次，一是看得见的表面世界，有时也说成“现象”；一是看不见的精神或意义或实质性的深层世界，有时也说成“本质”。看得见的世界只是暂时的存在，甚至是危险的狐迷人的假象，而那个看不见的才是真真实实的本体的永恒存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反映，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真身本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必须让“中心”获得形而上的存在地位？
因为本体中心从不现身，也不能实际现身，否则就成了同样难逃死劫的有限的肉体凡身。但是同时，必须把它理解成真正真实的存在，否则看得见的世界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严重和可怕的后果可能是，看得见的世界将因为失去其存在的基石而不复存在。中心本体的这种奇怪的不存在的存在方式——而且是永恒的存在方式，或德里达所称的“缺场”的“在场”，不论它看上去多么矛盾，却成了几千年西方思想的灵感源泉，关于“理式”、“本体”、“终极目的”、“绝对精神”、“主体”、“第一推动力”、“第一性”等的所有思想体系，无一不是这个“中心”叙事的展开。
结构主义引入关系、系统、差异等概念，但是仍抱定一个中心——结构：一切都是结构调节、组织的结果，一切都可以用结构来解释，只有“结构”本身是例外。保留“结构”的超然地位，就是保留“中心”的绝对中心地位，正是这个中心，使结构具有结构的功能。德里达指出：“结构的‘结构性’……总是被中性化或简约为一种中心，或归结为一个在场点，一个固定的本源。这种中心的功能……首先是保证结构的组织能力……”
但是从后结构主义观点看，不管中心概念如何牢固，如何深入人的无意识之中，其历史如何悠久，它毕竟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关系的产物，无限结构之网中的一项。如果说结构对中心的需要说明了结构本身的结构性或自由游戏性，那么中心的那种永远缺场的“在场性”恰恰说明：对于自由游戏活动，中心只能是一种零限制，或“中心”本身就置身于自由游戏当中。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对结构主义符号观的改写，但是引伸方向却颇多差异，譬如美国解构主义似乎特别强调语言符号的不确定性和阐释的无限性，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内；而福柯和巴特（在其一部分著作中）却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作为，描述了语言文本与历史的关系。
巴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方式既不是上帝决定的，也不是某种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受到社会历史中某种背后的“决策集团”的控制，这个集团无处不在，却莫名其状，正是它决定了语言的结构、边界和用法，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规范。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里，这个无处不在而又无法命名的“决策集团”，就是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福柯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第一，不存在话语之外的所谓真理、正义、进步、原则、时代要求、世界观等超验本体，因此话语不可能以这些不存在之物为基础或中心。第二，相反，知识是话语活动中权力或真理意志作用的结果，权力控制能指，从而适时地创造出真理和价值，并且把它们表达为普遍的永恒的超验存在。
福柯根据这两个基本假设，对西方的知识史和认识论历史作了令人震惊的考古挖掘。他指出，一套知识概念是通过分离、净化、排除等权力程序来占据文化支配地位的，它们将符合自身规范的话语类型说成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把规范之外的一切差异贬为十恶不赦的异类，并且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通过学校、教会、监狱等权力设施进行压制和剿灭。
其次，从中心问题衍生出的主体性问题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构主义强调主体是结构的产物，基本是被动的，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主题具有反思性和能动性，但仍受制于历史和语境。
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工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我是谁，失去自我，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按照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观，主体应该是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你可以将一切物质世界放在括号内，不去计较它们的真实存在与否，但是只要你在思，你就知道自己确实存在着，世界上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也许最终只有这一点是确定的：“我思故我在”。
拉康在这一方面的陈述显得更加具体。他从心理学角度寻找“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指出，人之初是没有什么主体客体之分的，然后经历一个前语言的“想象阶段”，婴儿开始产生出某种关于自我的统一连贯的意象，就像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我”的形象，这时的“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并不特别清晰。接着，人类主体就开始真正进入世界，在身边各色人物的帮助和推动下，一路不回头地扎进一个早已存在的语言能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你、他、男他、女她、父亲、母亲、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等等。
后结构主义的“我不在”应该理解为“我不在语言（或话语）之外”，亦即“我在话语之内”。“我”不是独立自足、为事物命名、使名称获得意义的最后根源，不再是传统形上学树立的那个观照客体的“主体”，而是整个符号链或文本中的一个结点。用埃米尔·邦弗尼斯特的话来说，是句子结构上的一个功能项、一个代词。主体的稳定性消失了，它的唯一属性是被构成性和被嵌入性，它被不断地改写、擦抹、重写，不断建构、重构，只有如此，才能匹配各种不同的话语组织，才能回应社会文化的各种表意实践的要求。
主体的存在意义（意思，能指，含义，语义）并不像以索绪尔为首的结构主义者所说的能指和所指的一体两面，而发现所指是在能指链上不断生成的。好像每个能指都有无限的意义潜能，这种潜能只有在于其它能指结合时才被激发出来。所以说，意义是不断展开的，主体也是不断变化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由系统中的差异决定，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这个意义是动态生成的，永远处于延异的状态。结构主义认为的中心，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也是人为的预设，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现实之中从来没有这个中心，当然也是要被消解掉的。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心”的虚构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需要中心，可以离开中心，正如人们完全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也愿意为那些催人泪下的故事而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