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用人，从来不仅是组织工作的技术环节，更是政治路线的核心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政风”。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今天，选人用人如果缺乏党性鉴别力，就如同在沙滩上建高楼，根基不稳，地动山摇。党性鉴别不是抽象的“政治体检”，而是对干部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的系统审视，是把“两个维护”具象化到每一次动议、考察、酝酿、决定的微观操作。只有把党性标尺立起来，才能避免“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恶性循环，才能让政治生态从源头清澈。
党性鉴别的第一关，是识别“伪忠诚”。一些干部善于用“口号式”表态伪装忠诚，把“两个维护”挂在口头，却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暧昧；把“四个意识”写进总结，却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搞变通、打折扣。这种“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本质上是政治投机。鉴别真伪，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看干部在重大斗争、关键时刻是否敢于亮剑，在利益诱惑、权力考验面前能否守住底线。比如，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是敷衍应付还是主动纠偏；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责任压力，是推诿塞责还是冲锋在前。这些具体场景中的选择，比任何述职报告都更能检验党性成色。
党性鉴别的第二关，是穿透“政绩滤镜”。有的干部热衷于“造势一时”而非“造福一方”，用光鲜数据掩盖民生欠账，用形象工程替代潜绩积累。这种“短视政绩观”，根源在于党性弱化，把个人升迁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不能停留在“数字好看”“场面热闹”的表层，而要建立“潜绩考核”机制：看一个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否解决，看一项政策的长期效益能否惠及弱势群体，看干部离任后群众是怀念还是“放鞭炮”。只有把那些甘当“铺路石”、愿做“栽树人”的干部选出来，才能避免“前任政绩、后任包袱”的怪圈。
党性鉴别的第三关，是防范“圈子文化”。人情关系是党性最隐蔽的腐蚀剂。有的干部把“会来事”当能力，把“搭天线”当资本，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对抗组织监督。破解之道，在于把“群众口碑”作为硬杠杆。要延伸考察触角到“八小时外”，通过社区走访、邻里访谈、舆情分析，掌握干部在“无人处”的品格；要完善“重大事项报告+随机抽查”制度，让财产申报、配偶子女从业情况成为常态监督抓手；更要发挥“一案双查”震慑力，对“带病提拔”倒查追责，让投机钻营者不仅“竹篮打水”，更要“赔了前程”。当“找靠山不如靠实绩”成为共识，党性才能真正战胜人情。
党性鉴别不仅是“筛子”，更是“熔炉”。在考察识别的同时，必须强化党性教育常态化。一些地方探索“政治表现纪实”制度，建立干部党性档案，记录其在重大任务中的政治态度、群众工作中的作风表现、民主生活会上的批评深度，形成可量化、可追溯的“党性画像”；有的单位推行“一线练兵”计划，把干部放到信访维稳、征地拆迁、应急抢险等“热锅蚂蚁”岗位上淬炼，让党性在斗争中升华。这些做法的深层逻辑，是把党性要求转化为干部成长的内在需求，避免“选拔时一套标准、培养时另一套逻辑”的脱节。
选人用人加强党性鉴别，最终要落到制度固化。需完善“前置研判”机制，在动议环节就设置“党性评估”专项，由纪检、巡视、审计等部门联合“会诊”，对政治上有“硬伤”的一票否决；需优化“差异化考察”，针对“一把手”、年轻干部、专业型干部等不同群体，细化党性考察指标，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需强化“结果运用”，把党性鉴定与干部能上能下、容错纠错衔接起来，既让优秀者脱颖而出，也让平庸者知难而退。当制度防线密不透风，党性鉴别就不再依赖“伯乐识马”的偶然，而成为“制度选马”的必然。
古人云：“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一小人则小人齐趋。”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态的“第一粒扣子”。只有把党性鉴别挺在前面，才能让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有舞台，让阳奉阴违的“两面人”没市场；才能以“关键少数”的纯洁性，引领“最大多数”的先进性。这既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题中之义，更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必须答好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