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雁于飞——徐霞客传（12）

文/浩荡白鸥

12.

      从常山县进入江西地界,所经江西各府县水运均十分发达,除金溪、乐安的码头离县城大约有四五十里，稍显不便外，其他府县的码头俱近在咫尺。

      霞客为了不错过沿线的风景，往往舍舟陆行，有时甚至不惜绕道四五十里。在建昌府特意在府南几个县环游一遍，然后又回到建昌府，乘舟继续西南行。对行程的安排，也颇为合理。有时静闻与担夫携行李先行，到下一站安排好住宿，做好前期旅游攻略；有时则让顾仆先行，霞客与静闻一起结伴而陆行；赶上静闻不愿意走了，就让他打前站，而让顾仆与自己同行。

          这些天，天公也作美，除有两天下雨、天气寒冷外，基本都是晴空万里。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一路上，舟行快、人轻松，不觉已到吉水府境内。

          在江西，霞客经历了平生游历最奇的风景——仙桥、一线天。同时，也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文景观之盛。

        在宜黄玉泉山东北，霞客意外地碰到了谭纶的墓。与这位明末抗倭名将在此邂逅，勾起了霞客遥远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谭纶墓前，霞客怀着十分崇敬、虔诚的心，向墓主人行了大礼。

          提到抗倭，很多人会想到大名鼎鼎的戚继光，但事实上，谭纶不但是戚继光的坚定支持者、抗倭职务的推荐者，而且他本人更是抗倭的实际参与者，甚至赢得了“谭戚”并称的美名。只是由于戚继光的“戚家军”名声太大，才让谭纶渐渐暗淡了光环，甚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谭纶，字子理，进士出身，曾长期在东南沿海地区任职，做过台州知府、海道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他虽是文臣，却深谙用兵之道。此人性格特立，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比如，以视察巡抚各地的名义，出现在抗倭前线，有时还亲自参加战斗。按照当时的军功规定，一个将领军功大小的标志，是他的手下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谭纶一生获得的首级总数是22500个。戚继光的募兵计划得到潭纶的大力支持，而戚继光到福建任总兵，也得到谭纶的极力推荐。不独如此，他还为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装备、给养。正是他二人的密切配合，才使东南倭患得以平息。

            但作为一名文官，谭纶终究还是要按照大明文官制度安排好的路径或升或降或退。后来，他历任陕西、四川巡抚，总督两广、蓟辽、保定，官至兵部尚书，死后谥襄敏，世称其为“谭襄敏”。而戚继光则得到了另外一位位高权重大臣的扶持，他就是大学士张居正。戚继光的命运也因此与张居正的仕途紧密相连。

            在宜黄巧遇谭襄敏之墓，让霞客一下子回到曾祖与祖父的战斗岁月。

          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东南沿海屡遭倭寇袭扰。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倭倭嚣张到何种程度。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的时候，有一股只有五十至七十人的海寇登陆后深入腹地，他们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然后，从秣陵关至宜兴，退回到武进。这一路上，这群海寇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据说，被他们杀伤的人竟有400多。更令人不解，也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南京有驻军十二万人。

              倭寇的入侵与贸易有关。而倭寇之所以能够攻驱直入，又与“内鬼”助纣为虐密不可分。大明的政策是闭关锁国，禁止民间海运通商。但是巨大的利益驱使，走私活动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而这种局面又直接导致一批有黑社会背景的中国船主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与纠纷的仲裁者，他们很多时候行使权威，但不是靠法律、道德，而是凭借武力。久而久之，成了后来被人们命名的“海盗”。海盗长期攫取巨大利益的状况，引起了海外走私者的不满，他们靠着专业化的训练，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向海盗发起挑战，并最终占据了上风。

          中国的海盗无奈做出退让，成为倭寇的帮凶。而倭寇的贪心一旦被点燃，立即转为更为凌厉的攻势。于是，中国更多的沿海城市受到攻掠，更多的百姓遭殃。此时，大明的颜面丢尽，国家的军队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戚家军”应运而生，而东南沿海民众自发的抗倭斗争也多了起来。

            徐霞客的家乡江阴处于长江入海口，在倭寇频袭的背景下首当其冲。霞客曾祖徐洽、祖父徐衍芳慷慨出资，修复加固江阴县城池，与全县人民一道保卫家乡。

          徐洽曾上书巡抚常州的王鉴川说，江阴是常州的门户，常州又是南京的股肱。江阴安，则常州安，常州安则南京便有了坚固的屏障。因此，徐洽建议王鉴川选派英勇善战、懂得倭寇战略战术的武将统帅军队，选拔、培训勇健士卒，驻守在水陆要塞。一旦有警，“大则合军应援，小则分兵剿捕”，同时，严肃军纪，赏罚分明。没有战事，则让偏将组织军士训练，提高战术水平，有备无患。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寇至再去调兵遣将，兵来倭寇又跑得无影无踪的情况。

          霞客的祖父徐衍芳曾为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作《宋文丞相忠烈传》，盛赞文天祥“天之经也，地之谊也，万世忠贞之祖也！”并表示，要以文天祥为榜样，誓死保家卫国。他还在《邑侯钱公祠记》中生动地记述了江阴县令钱鹤洲抗击倭寇的事迹。

            钱鹤洲，湖广显陵人，进士及第后选为江阴县令。嘉靖年间，倭寇屡次侵犯江阴。钱鹤洲每次都亲自巡城，甘冒贼锋，身先士卒，深得百姓拥护。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堪倭寇侵扰，江阴县周边的不少乡镇的百姓纷纷向江阴县城涌来，每天不下数不胜数百人。守城的士兵不让他们进城，钱鹤洲知道后，严厉地斥责守将将士，下令打开城门，妥善安置。他语重心长地对不理解此举的官员说和士兵讲：“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骨肉，我们怎么能忍心让他们受倭寇的侵犯呢！”

            不久，倭寇再次来攻打江阴县城。此番前来，倭寇气势汹汹，志在必得。攻城屠邑，猖獗之至。钱知县怒发冲冠，高呼：“是可忍孰不可忍！誓与倭寇血战到底！”他登上城墙，亲自指挥士兵奋勇抗倭。他把鸟铳分发给士兵，对击毙倭寇的给以重赏，以激励守城士兵斗志。然而，倭寇攻势太猛，江阴城危在旦夕。钱鹤洲一马当先，出城杀向敌阵，守城将士及部分勇敢的百姓一边呐喊，一边拿着武器冲出城门。但终因寡不敌众，钱县令落入贼寇手中。敌寇威逼利诱，钱鹤洲不为所动，视死如归，最后，被贼寇杀死在江边。

          江阴人有感于钱鹤洲的忠义之举，专门为他修建了祠堂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