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那盏路灯最近总在子夜时分熄灭，像被什么掐住了喉咙。老金的锔碗摊就摆在路灯下第三块青石板的位置，二十年了。雨水把石板中央磨出一个浅洼，刚好放稳他那只三条腿的马扎。矮凳另一条腿用麻绳捆着半块青砖，人坐上去要微微向右侧着身子，久了，老金的脊椎便弯成一张待发的弓。
他的工具摊在洗得发白的蓝布上：金刚钻的弓弦松了，用胶布缠着把手；几枚生锈的铁锔子像死去的蜈蚣；一小罐用来调粘粉的熟桐油，表面结了厚厚的皮。最显眼的是那盏自制的煤油灯，玻璃罩熏得乌黑，灯捻儿拧到最小，豆大的火苗在夜风里抖，随时要咽气似的。
夜班的纺织女工推着自行车路过，车把上挂的铝饭盒哐当响。上年纪的人会停下来，从布兜里掏出碎成两半的青花碗，或者豁了口的搪瓷缸子，小心放在蓝布上。“金师傅，还能锔么？”老金不答话，只用粗短的手指拈起碎片，对着路灯残光眯眼看看茬口，鼻子里“嗯”一声，便是接了。他从不讲价，主顾也晓得规矩，按锔子数给钱，铜的贵两分。
他的手艺是看得见的精细。裂缝对严了，用细麻绳捆牢。扯动钻弓，钻头在瓷面上发出“滋滋”的呻吟，极慢地啃出两个对称的小孔。孔不能打穿，分寸就在手腕一抖的力道里。接着是调粘粉，瓷粉兑生漆，加几滴桐油，在掌心里揉成灰褐色的腻子，填进孔眼。最后才上锔子，那薄铜片被小锤轻轻敲弯，两脚恰好扣进孔里，严丝合缝。完事了，他用拇指肚把多余的腻子抹平，那动作轻柔得像抚摸婴孩的脊背。破镜重圆，疤痕却成了新的纹饰。
没人知道老金从哪里来。有说他年轻时在江西瓷窑干过，窑塌了，才挑了这担子走四方。也有说他成过家，女人跟收旧货的跑了，留下个痴傻的儿子，早夭在三年饥荒里。都是瞎猜。他自己像个闷嘴葫芦，偶尔开口，也是对着手里的活计自言自语：“这釉是乾隆年的民窑……这胎薄，声儿脆，是好东西。”主顾听了，也只当是痴话。碗能盛饭就行，谁管它几百岁。
变化是无声无息漫上来的。先是锔碗的人少了。塑料碗轻便，摔不破。后来，连搪瓷缸子也没人补了，百货公司有新的，带红双喜字，才一块二。路灯下的蓝布前，空荡的时候越来越多。老金就坐在他的马扎上，弓着背，看街上的人流从蓝色中山装变成花衬衫，又变成西装和牛仔褂。自行车流成了摩托车的轰鸣，最后是汽车不耐烦的喇叭声，把巷子震得发颤。
拆迁告示贴出来的那天下午，几个戴红袖章的人用滚筒刷往斑驳的砖墙上刷“拆”字，白灰水顺着砖缝往下淌，像眼泪。老金远远看着，手里的钻弓忘了拉。那晚，他收摊收得格外迟。煤油灯的火苗跳了最后一下，终于灭了。他没再点燃，就坐在黑暗里，手指无意识地摸索着蓝布上那些冰冷的工具。巷子深处传来零星搬家的响动，柜子拖地的摩擦声，瓦盆摞在一起的碰撞声，还有压低的、带着兴奋的争吵。这些声音浮在夜的表面，沉不下去。
后来，听早起扫街的人说，天蒙蒙亮时，看见老金挑着担子走了。担子一头是工具箱，一头是那盏煤油灯。他朝北走了，北边是城外，再远就是荒山。有人说他老家在北方山坳里，也有人说，北边根本没路。
巷子很快被推平了。打地基的时候，挖掘机铲出一个陶瓮，里面是各式各样的碎瓷片，每一片都有钻孔的痕迹，但没上锔子。工人觉得晦气，一铲子下去，瓮和碎片都混进了混凝土里，成了新楼地基的一部分。
我是在旧货市场看到那只碗的。地摊上，它混在一堆缺角的盘碟中间，并不起眼。海碗，青白釉，碗底有淡褐色的窑裂。吸引我的是碗壁上那一排锔子——七个铜锔子，排列得像北斗七星，每一枚都打磨得极薄，紧紧咬着瓷胎，铜绿暗沉，已与老釉融为一体。我拿起它，指腹擦过那些冰凉的、微微凸起的铜星，忽然想起老金弓着的背，和他在路灯下眯眼看茬口的样子。碗沿有个小缺口，没补，露着胎骨的白。
我没还价。
现在，这只碗就放在书架的顶层，不装东西。有时夜深写字累了，抬头看它一眼。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霓虹的光流偶尔滑过碗壁，那些铜锔子会幽幽地反一下光，很弱，但确实亮着，像某个遥远夜晚，固执地不肯熄灭的，最后一粒星火。
灰尘慢慢落在碗里，积了薄薄一层。我从不擦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