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曾屡次攻坚、解围、迎战、追击，而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除了部队的素质以外，主帅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是决定胜利的唯一因素。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例如士兵在遇到敌人之前以小便为名企图脱队，或是情绪紧张而喉干色变。

戚家军多次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威名远播，这种威名又促使士兵更加斗志昂扬，他们可以在几小时之内攻克其他官军几个月之内无法解，戚继光作战的方针，一向主张占有数量的优势，速战速决。唯一决的倭寇据点，歼灭敌人。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戚继光的功成名遂，在16世纪中叶的本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他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固然是由于本身的卓越才能，但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位有力者就是谭纶。此人在文官集团中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进士出身，长期在东南滨海地区任职，累迁至福建巡抚。

戚继光于1568年年初履新，在蓟州任职达十五年之久.之后谭纶虽然因为内调兵部尚书而离开蓟辽并又死在尚书任内，但这已是在他和戚继光合作，把蓟州的武备大加整顿以后的事了。

本朝的军人长期处于文官的压制之下，即使是一位卓越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展布其统筹全局的能力。他们的部属在各自的防区内同时接受知府、知县等地方官的指挥，而且不让他们经手供应给养。

以大学士的身分，张居正不仅没有权力公然颁发指令,甚至不能公开讨论制度的改组。他所采用的方式是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如此如此地向皇帝。

张居正对戚继光极度信任，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所以才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和其他各军区的“总兵”相区别。无奈这一官衔在本朝史无前例，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乃不得已而作罢。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致治家的风定,这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鄂怕是源、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水消瓦解。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

戚继光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俺答就放弃了骚扰政策，立誓不再人犯，而且约束所有的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的条件. 其时只有东部土蛮各部落不受约束，仍然和辽东的李成梁部队不时交锋，偶然也有小股部队和蓟州军发生接触，但已与大局无关。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壮志，但是他看得到自己的弱点。即如戚继光在蓟州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与南兵的掺杂。他对南兵可以绳以纪律，并能指挥如意，而对北兵则无法作这样严格的要求。

建筑材料砖石灰泥等等大部由从事修筑的北兵自制，政府只发给少数款项作为接济。筑成以后，经常驻守的任务由南兵担任，北兵由于饷项不足，只能以各种方式营生自给.全部提案遭到北方军官强烈反对，只是由于张居正的全力支持才开工修筑如议. 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一生的经营大部付之流水，惟有在这边墙上林立的堡垒才是他留下的永久性的贡献。

这种营造和防御政策，把兵力分散配备在这样长的防御线上,归根结底仍由当时的供应制度所迫致。假使没有这种情形，而戚继光有选择的自由，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流动性的战术。

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

但是，戚继光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和凄凉。张居正死后七个月，他被调任为广东总兵，’官职虽然依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拱卫帝都的重要地位。

戚继光死去以前，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他以前统率十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为豪爽。他不事私蓄，在被斥退以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

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超越当时的看法。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能把他强行安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里。他的一生中有许多难于解释的事情。

戚继光是否是一个超自然的崇拜者?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和很多同时代的人物一样，确实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在有些时候，超自然的信仰却只是一种治军的手段。面对另外的对象，戚继光可以立即改变语气。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