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精神是统一的，但又是多方面的，随时变换的，因而作品杰出的标志就是在统一中变化多端。
钱钟书先生说：作者人殊，一人所作，复随时地而殊；一时一地之篇章，复因体制而殊，一体之制，复以称题当务而殊。
钱钟书先生强调了三个层次的不同，因此说如果作家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不管取什么题材，不管什么样的针对性命题，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一个样子，那就注定了文章要失败。
任何知识谱系的梳理，如果没有难以避免的误导的话，对于文学文本解读来说都最多只是准备。但是谱系作为一种方法，如果要用到文学文本的解读中来，就不应该是知识谱系，而是母形象母题的谱系。有关于爱情和死亡在不同历史和地域中不约而同的出现了大量经典。
孤立的分析单个作品往往会对其唯一性视而不见，这是因为一切事物的特性都在其内在矛盾，但矛盾是以统一形态出现的，是隐性的。外部形态是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的，孤立的研究个案是难以找到矛盾的切入口的。
在个案的比较中，矛盾和差异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来，比较有两种，一是同类相比，二是一类相比。对于同类母体的比较谱系的梳理，就是通向唯一性的初级入门。
例如现代散文对于秋的母体孤立的解读，于大夫的过度的秋比较难以深入，如果把他和于大夫另外一篇散文撞上了，秋天相比较就不能洞察二者各具唯一下。
比较的目的乃在提高分析的有效性，从正面说就是要揭示文学经典的唯一性；比较不但可以在文本整体之间进行，而且可以在文本之内展开。《红楼梦》当中少女之死谱系，如果对这一谱系进行对比分析，更有助于理解作品人物，理解事件背后的深刻含义。
如果说这样的分量还不够的话，再将这一母体谱系拓展到世界文学史中，《红楼梦》主人公死亡与托尔斯泰《安娜卡列琳娜》相比更是一目了然。托尔斯泰写安娜之死，都是以安娜个人为中心展示，自始至终都是以安娜为单一视角展开。生物签字全是安娜视角中的内心和外部环境感知的交织。但是黛玉之死中面描写在场人物都处于情绪错位的高潮。借助情感错位的积累和叠加，将黛玉之死描写的淋漓尽致。
要对文本的唯一性做深邃的到位的分析，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是发现矛盾，发现矛盾的方法很多，有还原，有比较。比较容易陷入随意，故以系统性为上。但即使做系统性比较也不应局限于知识谱系，而应该在形象母体的谱系中进行比较，有了形象谱系提供的现成的可比性，就有了显而易见的差异和矛盾，这样一来在具体分析中把理论概括抽象所牺牲调的唯一性还原出来就有可能了。
西方文论经典满足于把文本当做静态的成品，把审美的历史变化当做任意的选择，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审美审治历史逻辑的梳理。其实一切文学经典，哪怕是个案，其中也蕴含着民族文学艺术探险的历史起点，诗歌，喜剧，小说的作者。都是从文学规范形式历史的水平线上起步又合乎逻辑的走向僵化乃至蜕变衰亡的。所以文学文本解读追求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的自觉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