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作柏在新桂系的资历很深，他是李宗仁起家部队的原始股东。1921年中第二次粤桂战争初，李宗仁和俞作柏都是“粤桂第一路边防军”黄业兴的部下，李宗仁任营长，俞作柏任另外一部的连长。
李宗仁决定脱离黄业兴部，自立门户时，俞作柏带着他的连入伙，很快任命为营长。不久，李宗仁在六万大山整编部队，俞作柏又升为四个统领之一（每个统领旗下两个营）。
俞作柏性喜聚敛，敢作敢为，在李宗仁还没挂起定桂军旗号时，就有几次越轨行动。
第一次是与陈炯明的粤军退出广西时（李宗仁率兵在六万大山不久，因军饷成问题，被改编为陈炯明部），俞作柏带兵埋伏在兴业县城附近的隘口，袭击了粤军的一个旅部，抢了一批枪械子弹。
事发后粤军旅长派了几个人，叫李宗仁去“商量要事”，李宗仁当时还不知有袭击的情况，幸亏他当时有其他事情而没有去见这个旅长，否则性命大概率保不住。
这事没过几天，广东方面委派治理广西的马君武在粤军退出广西时，也跟着坐船要退到梧州去。船到了李宗仁防区时，马君武防卫营的营长卢象荣请俞作柏吃饭（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俞见防卫营的枪械很不错，想起前几天袭击粤军抢到了不少好东西，于是歹心又起，喝完酒后马上召集人马上船将护卫队缴械，冲突中将省长的爱妾也打死了。
当时在粤桂混乱局面下，粤军也没派人来追查这事。李宗仁跟马君武是桂林同乡，两人原本也认识，这事弄得李很尴尬，登船道歉时被骂得热泪双流。
李宗仁一向自诩重视军纪，不久前他还公开枪毙了一个疑似偷衣服的士兵。但俞作柏的两次擅自抢劫行动，李宗仁均没有严肃处理，或许因为抢劫对象均是粤方人士，且所获甚厚，李宗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当然，这与李宗仁治军功于心计，一向有着过人的宽厚有关。但这样也留下了俞作柏继续胆大妄为的祸根。
俞作柏将缴来的两百多杆枪，不仅连一颗子弹都没上缴总部，还在扩充部队时要求司令部补充枪支。其他袍泽对俞的自私表达了强烈不满，李宗仁不以为意的说：“力量增强了，还不是我们的，不要过于计较。”为了减少纠纷，他从自己的基本营抽出几十支枪给俞作柏。
可见，李宗仁十分注意基本部队和入伙部队之间的协调问题，但也因为“对自己人薄，对外人厚”的长者之风过头，导致了1929年俞作柏的表弟李明瑞在湖北倒戈，致使新桂系朝夕之间土崩瓦解，当然这是后话。
粤军退出广西后，广西模范团在黄绍竑带领下历经千辛万苦，从百色走到钦廉一带。俞作柏听闻又打起了主意，他跟李宗仁说：“黄季宽（黄绍竑字）这鬼仔有几百支枪，把他们收拾了算了。”
李宗仁听后表示很惊讶，黄绍竑可是俞作柏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且毕业后两人还是在同一个部队实习。现在对方有困难，为什么不首先考虑谈合作，而是缴械落井下石呢？他制止了俞作柏的计划，派了黄绍竑的四哥黄天择诚挚的邀请其一起合作，以抱团应付混乱的时局。
黄绍竑的模范团前不久投了粤方，现在粤方又走了，黄正是一筹莫展之际，遂欣然同意李的邀请，率部入伙编为李部的三个支队之一。
1923年初，趁孙派粤军与沈鸿英混战之机，黄绍竑向李宗仁提出想趁机向梧州发展。
李宗仁知道黄绍竑个性不羁，挽留不易，亦表示同意，并表示他日时机来临时，必联合一起行动。
在黄绍竑的拉拢下，俞作柏经不起到外头干一番大事业的诱惑，私自带着三个营跟着一并出走，全然忘了自己几个月前还嚷着要将黄部缴械。
事情发生后，李宗仁的部下十分愤怒，斥责俞作柏脑后有反骨，忘恩负义，李石愚坚决主张派兵追击，并表示“即使部队打完了，也要出这口怨气”。
辛苦经营了几年的家当一下子失去了近半，李宗仁当然也是十分恼火。思来念去，他认为部队被拉走既已成事实，双方厮杀只会便宜了沈鸿英。不打还是弟兄，为他日合作留一线机会。遂在无奈之中制止了部下的追击行动。
可见，俞作柏在新桂系团队的早期，即已表现得反复无常，日后团队的分裂，其实早已有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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