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级下学期的风，裹着沪上特有的湿润，吹得启智小学的香樟树叶子沙沙响。那时的日子像校门口小卖部卖的水果硬糖，剥开糖纸就是满当当的甜——学校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我像只刚学会飞的麻雀，扑棱着翅膀，生怕漏过任何一场热闹。
最先记挂的是上海渣打银行的志愿者来校那天。头天班主任周老师就跟我们说：“明天有客人来，要穿干净校服，坐端正听讲。”我连夜把红白相间的校服洗了，晾在出租屋的铁丝上，夜里还爬起来摸了摸，确认晾干了才安心。第二天一早，我攥着书包带站在教学楼前，看着一群穿浅蓝衬衫的哥哥姐姐走进来，他们手里拎着印着logo的袋子，笑起来眼睛里像盛着晨光，比我们班最会画画的君竹画里的太阳还亮。
志愿者姐姐们把我们带到多媒体教室，拉上窗帘，投影仪的光打在白墙上，出现了一个没有手也没有脚的叔叔。“他叫尼克·胡哲，”带我们的姐姐声音软软的，“是澳大利亚来的励志演讲家。”我趴在桌子上往前凑，看着屏幕里的人坐在特制的轮椅上，却笑得比谁都灿烂——他说自己1982年生在墨尔本，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可17岁第一次演讲后，就决定要走遍世界，把“不放弃”的话讲给更多人听。画面里他拥抱陌生人，用仅有的小左脚夹着笔写字，还站在台上跳简单的舞，教室后排有人吸鼻子，我也偷偷抹了抹眼睛，觉得他像故事里的英雄，没有铠甲，却凭着一股劲活成了最坚韧的模样。
看完宣传片，就是“你演我猜”的游戏。志愿者姐姐把写着成语的卡片分给我们，一人演一人猜。我和君竹一组，她演我猜。轮到我们时，君竹皱着眉，先是做出“英雄”的样子——挺胸抬头，手比成剑的形状，接着又装作“救”人的动作，拉着空气往身后护。我盯着她的动作，脑子里飞快转着：“英雄……救人……”话到嘴边，却鬼使神差喊出“狼狈为奸”。话音刚落，教室里“哄”地炸开了锅，君竹笑得直不起腰，志愿者姐姐也捂着嘴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脸烫得像被太阳晒了半天，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可看着大家笑哈哈的样子，自己也忍不住咧开嘴，心里甜丝丝的——后来姐姐送了我一支带卡通图案的笔，我一直藏在铅笔盒最底下，舍不得用。
手工制作课是我另一桩盼头。那天美术老师搬来一摞彩纸和胶水，说“要画一件最想为家人做的事”。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落在彩纸上，暖融融的。我想起妈妈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回来时裤脚沾着泥，手上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子，于是拿起红色彩笔，画了个大大的爱心，爱心里面是我牵着妈妈的手，手里拎着青菜和西红柿，旁边还歪歪扭扭写了“帮妈妈买菜”。画完后，我捧着作品去展示区，手都在抖。没想到老师蹲下来，仔细看了半天，说：“知遥画得真用心，把对妈妈的爱都画进去了。”同学们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夸“好看”“暖心”。后来我的画被贴在了展览橱窗最显眼的位置，每次路过，我都要停下看一会儿，心里像揣了块热乎的红薯，甜得发烫——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的小手也能创造出让人开心的东西。
这些活动像撒在日子里的糖，把我的课余时光填得满满当当。可最让我记挂的，还是五年级下学期那次去世博馆的机会——因为期中考试考了全班第一，周老师说要选我和第二名的君竹去，由上海渣打银行的志愿者带队。听到消息的那天，我放学跑回家，把书包往床上一扔，抱着妈妈又蹦又跳，妈妈笑着揉我的头发：“我娃真出息。”
去世博馆的前一天，志愿者姐姐把统一的衣服送过来——是件草绿色的短袖，料子摸起来软软的，还带着新衣服的味道。姐姐说“要配牛仔裤穿”，我翻遍了衣柜，只有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还是去年爷爷从老家寄来的。我把裤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夜里醒了好几次，生怕第二天起晚了。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绿色短袖，才发现衣服太大了——袖子能盖住我的手肘，下摆垂到大腿根。妈妈帮我把袖子往上卷了两圈，又在腰上系了根红绳，说“这样就合身了”。后来很多年，我长高了不少，这件衣服居然还能穿，料子还是好好的，没起球也没变形，我总舍不得扔，像藏着一份小时候的念想。
到学校集合时，我老远就看见君竹了——他也套着那件草绿色短袖，本来就瘦得像根刚抽芽的竹子，衣服一撑，更是晃荡得厉害，袖口卷了三圈还盖过手背，下摆快垂到膝盖，活像偷穿了大人的衣裳。他站在队伍末尾，手指抠着衣角，眼神往志愿者那边瞟，我知道他心里盼着能有个姐姐或哥哥牵他。
带队的志愿者拢共八个，五个姐姐三个哥哥，刚够分我们九个学生里的八个。等姐姐们笑着朝我们走过来，我心跳得厉害——果然，上次“你演我猜”时笑我把“英雄救美”猜成“狼狈为奸”的浅蓝裙子姐姐，径直朝我走过来，眼睛弯成月牙，两个小梨涡嵌在脸颊上：“我记得你呀，小马虎，把英雄救美猜成了狼狈为奸。”她的手轻轻握住我的，掌心带着点护手霜的香气，软得像春天刚绽开的栀子花瓣，我立马攥紧了书包带，手心冒了汗，连头都不敢抬，只敢盯着她浅蓝裙子的裙摆。
可君竹那边没那么顺。最后剩下的志愿者哥哥牵了另一个同学，他还站在原地，手指抠得衣角都发皱了，耳朵尖有点红——周围的同学都有志愿者牵着，就他孤零零的，连头都低了下去，嘴角也抿得紧紧的。我正想朝他递个眼神，就看见章哲老师走了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刚好我也没人陪，君竹，跟老师一起走好不好？咱们俩当‘临时搭档’。”说着，老师主动牵住他的手，还晃了晃：“走，咱们跟在队伍后面，等下逛世博馆，老师还得靠你指方向呢。”
君竹猛地抬起头，眼睛亮了亮，刚才的委屈劲儿一下子散了，他攥紧老师的手，还朝我偷偷比了个“耶”的手势。我忍不住笑了，觉得章老师的手虽然没有志愿者姐姐的软，却像爷爷冬天暖手的热水袋，稳稳的，能把所有的尴尬都捂化了。
坐大巴去世博馆的路上，我又晕车了。车子刚开了没多久，我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像有只小鼓在里面敲。我趴在窗户边，想把胃里的难受压下去，可没用，最后实在忍不住，对着塑料袋吐了起来，眼泪都吐出来了。那个好看的姐姐赶紧递来纸巾，又帮我拍背，声音温柔得像妈妈：“别急，吐出来就好了，等下到了地方，我给你买水。”我红着脸说“谢谢”，心里却暖烘烘的——在沪上这么久，除了家人和老师，还没人这么细心地照顾我。
到了世博馆，我一下子看呆了——那建筑比启智小学的教学楼高好几倍，外面的玻璃在太阳下闪闪发亮，像披了层水晶。跟着姐姐往里走，里面的高科技更是让我目瞪口呆：有一副超大的《清明上河图》，画里的人会动，小船在河上飘，连街上的叫卖声都能听见，我站在画前，看了半天都舍不得走；还有不用油的风力汽车，车身是绿色的，像青青草原的颜色，志愿者哥哥说“这是靠风发电的，很环保”，我伸手摸了摸车身，冰凉凉的，觉得特别神奇。世博馆有很多层，我们跟着姐姐一层一层逛，腿都走酸了，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眼睛像不够用似的，看什么都新鲜。
中午吃饭的时候，志愿者姐姐带我们去了餐厅，桌子上摆着好几个菜，有鱼有肉，还有一盘红通通的辣子鸡。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辣劲就上来了，像有团火在嘴里烧，眼泪和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下意识地抬起胳膊，用绿衣服的袖子擦汗，那个好看的姐姐立马拉住我的手，从包里掏出纸巾，轻轻帮我擦额头的汗：“别用衣服擦呀，会弄脏的，用纸巾擦。”她的手指软软的，擦汗时很轻，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又想起妈妈平时帮我擦汗的模样，心里甜甜的——原来陌生人的善意，也能像家人一样暖。
吃饭时，君竹坐在我旁边，她也觉得辣子鸡辣，却硬撑着吃，小脸涨得通红。章哲老师笑着给她夹了块青菜：“不能吃辣就别勉强，多吃点青菜。”君竹点点头，偷偷跟我说：“还是老师的手暖和，不过你的姐姐真好看。”我得意地笑了，觉得今天真是最开心的一天。
下午逛完世博馆，我们坐大巴回学校。路上我靠在姐姐的肩膀上，慢慢睡着了，梦里都是世博馆里的高科技，还有姐姐香香的手。醒来时，车子已经到了学校门口，姐姐帮我拎着书包，送我到校门口：“以后要好好学习，说不定还能再一起出来玩。”我用力点点头，看着姐姐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有点舍不得。
那天晚上，我把绿色短袖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衣柜最上面，又把世博馆里拍的照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妈妈坐在我旁边，听我讲世博馆里的新鲜事，眼睛里满是笑意。我摸着照片里自己傻乎乎的笑脸，突然觉得，在启智小学的日子，就像这场世博馆之行一样，满是惊喜和温暖——那些志愿者姐姐的善意，老师的关心，同学的陪伴，还有自己努力换来的机会，都像一颗颗星星，照亮了我11岁的天空。
后来我长大了，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高科技，可每次想起五年级下学期的那场世博馆之行，心里还是会暖暖的。那件绿色的短袖，我一直留着，偶尔拿出来看看，就像看到了那个11岁的自己，穿着宽大的衣服，攥着志愿者姐姐的手，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和向往。而启智小学的那些多彩活动，就像一首甜甜的歌，唱在我记忆里，永远都不会忘。
作者：熔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