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单位回家的路上，我踩着油门、听着音乐、摇下车窗、迎着夏风、飞驰向前，不经意间，望向天空中，一群白鸽正盘旋飞翔，心中更是如飞鸟一般，洋溢着光明与自在。
压在我心头的房贷还清了，闷在我心底的灰尘也扫清了，从一条长长的、黑暗的隧道穿越过来，遇见了人生的另一片旷野。
过了今年，就四十岁了。
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从四十岁开始。真正的人生从四十岁才刚刚开始，在那之前，你只是在做调研而已。”
回望这一路走来，伴夏而生、越过山丘、勤工俭学、成家立业、重返职场、转换赛道，从“活给别人看”，进入了“活给自己的”这个阶段，也在父母一辈的离去中，看到了生命的终极，我想是时候写下一些什么了，因为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活着就是为了讲述”。AI可以编造剧本，可每个人的剧本，却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自己是唯一的主角。但我想，不大可能会是唯一的读者。
这个剧本、这场调研大概是这样的：
我出生在湘潭的一个小山村。我的母亲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留下二子一女后，才与我的父亲结合。一九八六年的盛夏，父亲在四行的土砖房里，养猪、杀猪、卖肉、做生意，母亲在隔壁的卫生所里，一夜辗转阵痛后，在太阳刚好出来的时候，生下了我。母亲曾对我说，父亲兴冲冲地过来，发现只生了个女儿，便一脸不高兴，过了好几天，才去给外婆报喜，直到三年后，生出了我弟弟，才心里踏实了。
如果说童年是多姿多彩的，但我的童年，可以说是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母亲生完弟弟后，便落下一身病，还是不受婆家待见，与父亲和婆婆、兄弟妯娌，几乎是三天一大架，两天一大吵。我的童年便充斥着暴虐和冷漠，也因为母亲生大病，陷入病魔与死神的笼罩。
我发狠努力读书，只想带着母亲，远走高飞，永远离开那个充满伤害的地方。母亲即便是身心俱损，但依然会撑着病弱的身体，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贴满了一墙的奖状，为了向所有人证明，她生下的孩子，不蠢、不笨、不傻。与此同时，我也一次次赢得了父亲认可，成为了他的骄傲。
17岁那年早春，一场大雪过后，母亲溘然长逝，从此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也刻下一个永恒的思念。本发誓要学医救母的我，突然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心中惟有一个信念，走出山村、考上大学，对未来，我没有任何预知。高考前一天，太多的心绪萦绕，我紧张了一夜，竟彻夜未眠，高考第一天，纵然从考场下来，我依然辗转难眠，最终勉强上了重点本科，来到了省会长沙，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也没能进医学院。在岳麓山脚下，渡过了七年象牙塔时光。
2010年，又是一个初春。与父亲大吵一架，在母亲坟头大哭一场，我便拖着行李箱，回到了学校，誓死不再回家。那一年，我遇到了我的先生，一个寡言少语却温暖踏实的男人，让我找到了家的温暖。那一年的春节，我便不再回家，去了先生的家里。父亲气得在电话那头颤抖，而我却在这头暗笑，似乎找到了一些自主的骄傲。
为逃离原生家庭，我匆匆步入婚姻，之后又遭遇职场滑铁卢，又在生养与事业中一次次选择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又在无数次产后的失望与挣扎后，毅然决然选择重返职场，逐渐找到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并在大量的阅读与修行中，隔断母亲遗留的狂躁与暴虐，成长为内在丰盈、内核稳定的母亲，也带出了两个自信独立、勤学善思的孩子。
可是，看似生活圆满、未来可期，可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当年匆匆步入的家庭，当年我选择的新的家人，越来越让我感到窒息、感到绝望，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无可救药，我拼尽全力做好自己、顾好家庭、带好孩子，我安然自处在阅读、茶艺、运动里，始终坚持日行一善、日新日进，可却在我的新家人眼中，偶尔的几次抗争，也被逼成了一个有病的怨妇、一个神经病般的泼妇。
我只好又拼尽全力、只想挣脱现有家庭。可命运的交织，又何以如人愿？最终只能拿出《乱世佳人》中郝思嘉的一句话来自我宽慰，“无论如何，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我无数次想去一个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类似香格里拉的地方，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彻底遁世在这人海中，可最终在迈克尔·辛格的《清醒地活》系列中，清醒地觉知到，那不是真正的出走，而是能量的关闭。
真正的出走，是清醒、居中、坚定，是《次第花开》中的“出离”，随时可以去远方，去踏遍山河万里，去体验人间风情，也可以在现实中与万事言和、与独处相安。
越过山丘，虽然已满身风雪，但眼神里依然有光，脸上依然不见风霜，也从没有真正把自己搞丢。因此，写下这篇文章，送给自己，送给我的两个女儿，送给千千万万和我一样，从山丘中飞出来，从无数次困境中挣脱出来，成为人生主角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