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事业、爱情（婚姻），可谓是算命、卜卦的三大要素，它涉及到一个人一生的幸福与否。
论生命，我今年57岁（已过知天命），究竟还能活多久？自己并不太在乎，活得充实、盼个希望、有个继承则是下半生的祈求和夙愿。讲事业，学过、从事的行当不少，唱戏、汽车修理、直流电、电焊、料帐、全面质量管理、科协咨询、日语资料翻译都干过。从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徒，到退休前获得工程师和中级日语翻译两个职称的我，总算没虚度一生，遗憾的是眼看到手的高级职称竟溜掉，真所谓可望而不可即。说爱情（婚姻），应归于恋爱早、结婚晚、曲折类。我这个人被称为“秀才”、“少爷”的命运，与同辈、同学相比，有得有失。虽然21岁离开上海，在四川闯荡三十余年，可临退休，我和曲芳能落叶归根，文洁能从上海财大万泰国际投资学院毕业进上海普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一家三口又能在老家附近的普陀区梅川路购上二房一厅定居，结局还是好的。生活似乎像吃檀香橄榄“先苦后甜”，而且有滋味。
我的文艺爱好和才能，自考进曹阳二中便有明显长进，兴趣从单纯的越剧、锡剧很快地扩展到评弹、沪剧、滑稽、电影，我不但常被学生会邀去搞活动、教戏，而且还只身独人出没于社会业余团体演出。如此一久，我见识广、胆子大、认识的人多，与女同学的接触亦频。男女间经常聚在一起唱唱、闹闹，觉得开心，互赠照片并不稀奇。要说这是恋爱的初兆，我不确定，因为与她们的聚散恰如过眼云烟。而毛兰芳则与众不同，她是我第一个喜欢并过后不忘的女生，我俩本不在同一个教室里，可兴趣、爱好相投，致使彼此从陌生到来往接触。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聚谈地点也就从学校转移到校外、家中，两小无猜，但从没说过爱、碰过手，若不是同学兴风作浪，老师小题大做和别有用心，我和毛的友情量必不会受阻、搁浅。更何况毕业时，毛一封断交信所产生的思念常在脑际盘旋，明知是个断线风筝，我却偏偏盼着它的归来。文学艺术是情恋嫩芽萌发的土壤，思念孕育着恋，我十五岁的情景，现在看来不是初恋又是什么？不然怎样解释事隔十一年（1972年）的秋季，两人邂逅、八十余封鸿雁传书的由来。
自传前半部分，本人曾提及1961年6月毕业考试最后一天下午，我和毛兰芳在曹阳影剧院看香港片《王老虎添丁》被同学发现的情景，继而导致“一石激起千层浪”。双方班主任接二连三地分别给我俩施加压力、恫吓，这种举动对于毕业前途未卜的学生来讲，无疑是沉重、有效的。
我这里，虞老太婆又是谈话，又是开班会点名、逼写检查，鉴于我的不服，她甚至公开声称不给我发毕业证书，借此逼我就范。毛兰芳那里，当时一无所知，想找她或约她问问，都由于学校众目睽睽、看得紧而作罢。时间一天天过去，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去曹阳文化馆途中，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闯入视界。定睛细看，喜出望外，只见前方毛兰芳独自一人上兰溪路桥向曹阳商场的63路车站走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觉得身上一阵热，忙加快脚步，一声“毛兰芳”不禁脱口而出。
低头走着的毛兰芳，听见有人叫便停下，回转头来看到是我，吃了一惊。
“回屋里去呀？”我随口问。
“嗯！”她本能地环视一下四周，尴尬地应答。
未见她时，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讲，可真的碰面了，一时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几分钟过去，两人无语。冷场不是办法，错过今天良机，再约谈何容易？于是直截了当地说：“从上次看电影离开我屋里（家里）后，一直没看到侬（你），想寻侬（你）又难如愿，勿（不）晓得侬（你）格（这）段辰光（时间）哪能（怎么样）？”
毛兰芳看着地上不语。一阵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凌乱，眼睛险些被遮住。
“侬（你）收到我的信了伐（吗）？看场电影有啥！老太婆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我勿（不）怕。文凭拨（给）勿（不）拨（给），随便伊（她），反正我也勿（不）想读高中。侬（你）呢？”我问得很急切。
连连的发问使她憋不住了。兰芳不由抬起头看看我，努努嘴唇终于启齿：“老师找我谈了好几次，弄得我烦煞（死）了，侬（你）准备工作，可我还要读下去呀！……”
她脸色绯红，尽管带沙的话语说得轻且慢，却一字一句直入我耳。显然她也有怨、怕及无奈。
“格末（那么），侬（你）有啥打算啦？”我试探地问到。
“打算？读高中就是打算。哦，63路开过来了，我要回去了……”毛兰芳夹起书包，边说边朝车站快步走去。
我没吭声，没移步，呆若木鸡似地看她追车、看她上车、回头朝我望望、看车子开走，直至消失……
八月里天气多变，半小时前天气还呈现晚霞，此刻已乌云聚集，看看来去匆匆的行人，不禁自问：“还站在这里做啥？难道她会回来不成？”无奈之下便向曹阳文化馆走去，然而，到了门口却止步不前，无兴跨入，踌躇一番，干脆掉转头回家。
回家后的几天，心里总觉得空荡荡，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恰巧，华忠来我这里玩，说他排了一台新戏《鸡毛飞上天》，送上两张下周共舞台的彩排票要我去观看。常言“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待我送走客人，便急忙写了封短信，夹了一张戏票寄给毛兰芳。
我的心情很复杂，没写信前，总希望知道她的情况，打听她的消息，哪怕是谈一句、看一眼，可真的写好发出了，心里又如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一会儿生怕她收不到信、被扣押，一会儿又担心她为之再招麻烦……
邮递工作看来极为普通平凡，平日里人们对它的有无似乎漠不关心，但当你身处异乡，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收到一封久别亲人的家信时，一定会欣喜不已，体会到邮递的重要性，故而古人说“家书值千金”，称投递人为“信使”。那几天，我一反往常，对穿绿衣服的邮递员倍加关注。知道上海一天送三次信（时间是上午9点，中午1点，下午5点），每逢这几个时刻，就早早站在门口，伸长头颈等信使，盼望送来好消息，不觉竟将他视为希望的化身。
最先两天，我还只是在门口等信，第三天即改为问信，过后竟会鬼使神差地奔到别家门前向信使讨信。几天的周而复始，信使似乎已知道我的心思。每每看到他老远就对我摆手、摇头，心中顿时会涌上阵阵苦涩、楚痛。
1961年8月17日中午，即是我看戏当天的11点多，我从粮店买面条回家，刚踏进厨房，妈妈告诉我房里台上有封信。闻此言，不由一阵高兴，怕自己听错，催妈妈再讲一遍。可妈妈话还未说完，我早就丢下面条大步往房间走去，一边走，嘴里一边不停说：“是伊（她）来格（的），一定是毛兰芳来格（的）信”。
果然不错，毛兰芳的来信放在台上，急忙拿起这封渴望已久的信。手中拿着信翻来覆去，对着信封看了又看，熟悉的字迹渐渐变得模糊起来。
想我发给她信已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来，我天天扯日历、看时间、等邮差，其中惆怅、烦恼、假设、可能、猜想一并在盼信、望信、等信、讨信中暴露无遗。人真怪，没信盼信，久盼的信到了手中，却一味地看、摸、猜，就是舍不得启封、拆开。
“伯清，做啥发呆？”妈妈一句话将我惊醒，我发愣，问“姆妈，侬（你）啥晨光（时候）来格（的）？”
“来了一息（会儿）了！喊侬（你）端面听见伐（吗）？讨债鬼！”妈妈端着面，没好气地讲着上海常州话。
“是毛兰芳来格（的）信呀？”妈妈紧接又问。
“嗯”，我坦白地答了声。
“啥事体？”，妈妈关切地问。
“勿（不）晓得，我还没看”，我轻轻地说。
“啥，还没看？侬（你）是勿（不）是有毛病呀！快看，看好了吃面!”妈妈说着，转身出去了。
我定了定神,鼓足勇气，拿起剪刀就“咔嚓”一下，信封终于启封。不料竟是封断交信，看着，看着，心里只觉一沉，退我的照片和戏票已飘落在地。我想不通，她怎么会变得如此快！往日的情景若隐若现：祈求与落空、希望与失望、欢乐与沮丧、幸福与悲伤、重逢与别离、成功与失败始终伴随人生。如果一个人一往情深、无时不刻地在为喜欢的异性着想、担忧、牵挂、犯愁，可以武断地说，此人十有八九已中了“丘比特之箭”。反省自己，初尝这种滋味的年龄为十六岁。
十六岁的少男少女正处在人生的花季，天真烂漫、富有幻想，两性间的朦胧时不时会被唤起。就我和毛兰芳而言，喜欢来往、交谈，扯不上爱恋，彼此间的友谊如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水，滋润、孕育着心田的幼芽，可它由于根浅、稚嫩，怎经得起风雨交加的连续摧残，不久便断枝落叶……
此时的我既无能又无力，远远敌不过老谋深算的老师。1961年9月进单位至1966年10月支内去攀枝花的五年内，总的来说我过得忙碌、稀里糊涂。开始半年，因为上运四场位于中山北路曹阳路口，离我家近，工作不忙，空余时间多，我还常去曹阳八村28号何小龙家串门、玩耍，借此问问毛兰芳的情况。何的姐姐小凤，知道我的事，所以经常告诉我有关兰芳的事情。听到她自由体操出众被区里挑去培训时，我为她高兴，听到常有人骚扰，又替她着急、担心。62年初，单位迁至杨浦区内江路，在上海东南，我家在西北，正好是上海的两头。我每天早晨五点起床，转乘三部（94路，13路，61路）从起点到终点的车子到单位上班，每天披星戴月，邻居见不到我，还以为我住宿在单位，过后单位又调往梧州路、通州路，人整天不是工作、演出，就是奔波于路上。坐在车上，顾不上东看西望，只要两眼皮一搭上，就会打瞌睡，到达终点站常被卖票员叫醒，久而久之，脑际中的影子才慢慢又趋于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