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至渡口有五天的汽车山路,我们乘的是20公司的汽车(途中要经过雅安、石棉、西昌、会理)。一条只能勉强容纳两辆车的路,一边紧贴山,一边是深崖、绝壁。从高处往下俯视,车子就像蚂蚁一样在一条玉带上前行蠕动。石子、泥土铺成的路面,晴天尘土飞扬,一天行程下来,人们全身尽是尘土、耳目难辩,碰到下雨更是可怕,车轮在泥泞、凹洼不平的路面爬行,轮胎不时打滑,尤其是翻越泥巴山十分艰难,车轮需用链子,以防不测。此时乘车人提心吊胆,眼睛不敢往下看,性命已系在裤腰带上,因为走一段路总可以看到坠落于悬崖的车辆,路边立着许多墓碑,便知道解放军为开路牺牲于此。杜善德、华惠芳深有体会,他们乘的一辆解放牌货车,在翻泥巴山时不慎从山顶翻滚至山腰,幸亏挂落在大树、石头间,满身是伤,但未成大祸,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每到一个落脚地,因我们人多,一般旅社难以住得下,故而只能用草席铺在木板上睡通铺。深夜,蚊子、跳蚤、臭虫光顾自不必说,最担心狼群,其吼叫使人不敢安然入睡。这一带十分闭塞,东西却十分便宜,老百姓算帐不讲重量,只等计算出个数。一只鸡蛋5分钱,一只香蕉一分钱,一盘花生米两毛钱,一般小炒每盘过不了5毛钱,馆子吃饭结账是以点桌面上的盘子数来算的,如果你将吃完的盘子放在其他桌上,那就可堂而皇之地白吃,一走了事,无人过问。
五天的路程,虽说每天有吃有睡,可到达目的地--渡口,人几乎都瘦了一圈。
记得到达渡口市汽车大修厂的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一下车,厂门口就有排着队的人上前欢迎、接行李,这些人是早于我们一年(65年)由上海兴达汽车修理厂搬迁到此地的老乡。多日不见上海人,况且又是在异乡,一见面格外亲热。接风是十人一桌,桌子用两块木板和塑料布铺成。菜都是肉菜,如粉蒸肉、回锅肉、炒肉丝、排骨炒猪肝、咸肉萝卜汤,晚上由渡口战友文工团演出。
因为气候条件差,环境恶劣,党要我们在这里先创业、后生活。当时只有厂房是用砖瓦造的,住的地方仅有四栋用干打垒砌成,其他房子全是用芦席搭建而成。加之,当时正值风季,风一刮,哪怕躲在席棚内的蚊帐里也无济于事,到处是沙土,鼻孔、耳朵内也不能幸免。用的水来自金沙江,自来水公司还未成立,泵站只是把金沙江水直接抽到用户处,既不积留,也不过滤、投药、消毒,所以一杯水中含有一半红泥土(戏言为咖啡),亏得我们离大水井近,有点清水用,不然得肝炎的人就要和其他单位一样比比皆是了。兴许渡口气候恶劣、水质硬、不养人,人每天吃肉还觉得腹空饥饿。由于渡口炎热、干燥、风沙大,经常因不小心或者自然火导致一片片芦席棚着火,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
我刚到厂,干的是和上海厂里一样的工作--材料料账员。人从上海到此地,一下子到了个生活异常单调的不毛之地。反差太大,思念家乡、亲人是常事,尤其到了逢年过节更甚,很多人哭闹,酗酒。我之所以不会像他们那样有两个原因,一是本人在父母身边时,每天碰面时间不长,只身独人在外面唱戏放得开,另外就是有幸在此结识了张秀珍,她像大姐那样照顾我、安慰我。后从上海传来消息说,我们原本没支内任务,可上海方面为了其它目的瞒着中央搞出这件事,同志们气愤地要求领导准许我们打回老家(上海)搞革命。领导起初推三阻四,鉴于当时全国文革运动发展迅猛,史料未及,农、商、学、连部队都动起来,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渡口虽闭塞,北京、西安等地的红卫兵来渡煽风点火,致使领导束手无策。20公司领导刘福堂、高长生面对如此状况,无奈同意支持职工回上海闹革命。
听说能回上海搞文化大革命造上海交通局党委的反,人人兴高采烈,草草理一下东西,恨不得一下飞回上海。会后半天,我和张秀珍等40多人第一批上了由赵兴华开的天蓬解放牌货车。
到达渡口三个月内,谭给我通了好几次信,沈根妹任厂里的信件收发,谭每次的来信都经过她的手。一次把信给我时,尤其是她看到谭给我寄照片时,带着点酸味讲:“吴伯清,谭惠芳又来信了。还有照片来(呢),伊(她)倒蛮来事格(厉害)么!”我只是一笑了之,任她自寻烦恼。
谭在信中说,成都运动复杂,武斗不断,她的“解放大西南“兵团近期可能要去重庆,随信寄来文革动态信息,望我注意身体,如去上海告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