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从五斗柜最深处翻出了一只怀表。
那只怀表很老了，黄铜的外壳磨得发亮，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有些模糊，表链断了一截，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接上了。陈屿把它捧在手心里，沉甸甸的，带着一种旧物特有的凉意。他把表盖轻轻按开，秒针纹丝不动——早就停了。
他试着拧了拧发条，很紧，像是很多年没有被动过了。再拧两下，表忽然“咔嗒”一声，秒针颤了颤，居然开始走了。
陈屿盯着那根细细的秒针，忽然觉得眼眶发酸。
这只怀表，他太熟悉了。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要给它上发条。每天早上天不亮，父亲就起床了，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坐在床边，拧那只怀表。拧完还要凑到耳朵边听一会儿，确认它在走，才小心地揣进贴身的口袋里。陈屿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看父亲做这一切，觉得那只怀表是父亲身上最神秘的物件。
父亲是个修自行车的。在老街的巷口，一把遮阳伞，一个工具箱，几把扳手，一盆水，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蹲在地上补胎的时候，怀表就挂在脖子上，垂在胸前，一晃一晃的。有人开玩笑说，老陈，你脖子上挂个钟干啥？父亲就笑笑，拍拍胸口，说，这是宝贝。
可那只怀表从来就没准过。陈屿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放学路过父亲的摊子，问他几点了。父亲掏出怀表看了看，说，五点二十。陈屿看了一眼学校传达室的钟，明明才四点五十。他笑着说，爸，你这表慢了半小时。父亲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表盘，表情有些奇怪，说，是吗？可能吧。
后来陈屿上了中学，有一次自作主张把怀表拿去钟表店修。老师傅拆开后盖看了看，说这机芯老得能进博物馆了，零件不好找，修起来不便宜。陈屿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修。他攒了三个月的早饭钱，加上期末考试的奖学金，终于把表修好了。他兴冲冲地拿回去给父亲，父亲接过来，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让他至今都记得的话：“屿儿，以后别修了。它走得准不准，不打紧。”
陈屿那时候不明白，一只不准的表，留着有什么用。
高考那年，陈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走的前一晚，父亲坐在他床边，沉默了半天，最后从脖子上摘下那只怀表，塞进他手里。陈屿推辞说不要，父亲按住他的手，力气大得出奇。“拿着，”父亲说，“想家了，就听听它的声音。”
陈屿把怀表带到了大学。可他不好意思在同学面前掏出这么一只又旧又丑的表，就把它锁在宿舍抽屉里，再也没有上过发条。大学四年，他几乎没有拿出来过。放假回家，父亲问起表的事，他含糊地说在宿舍里放着呢。父亲点点头，没有再问。
再后来，陈屿毕业、工作、留在了省城。他结了婚，买了房，有了孩子。他每年回家的次数从三四次变成一两次，又从一两次变成两三年一次。每次回去，他都觉得父亲又老了一些——头发白得快，腰弯得厉害，嗓门也不像从前那么大了。只有那只怀表的事，他们都默契地没有再提过。
去年冬天，父亲走了。走得很突然，脑溢血，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陈屿连夜赶回去，在太平间里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父亲躺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睡着了。陈屿站在他面前，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在心里说，爸，我回来了。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了。
处理完后事，陈屿在老房子里住了三天。他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翻了一遍，把父亲的衣服、证件、工具一件件整理好。他找到了父亲的工具箱，里面的扳手和起子都生了锈，手柄上缠着黑色的胶布，磨损得很厉害。他找到了父亲的一本旧相册，里面大部分是他的照片——满月照、百天照、周岁照、小学入学照、中学毕业照，每一张都按时间排好，背面写着日期和地点。他甚至在枕头底下找到了自己小时候写的一封信，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我这次考试考了第二名，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他没有找到那只怀表。
他明明记得大二那年放假回家，把怀表还给了父亲。父亲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接过去，又挂回了脖子上。可现在，怀表不在了。
直到最后一天晚上，他在收拾五斗柜的时候，在最底层的抽屉里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他抽开抽屉，扒开一层旧报纸，那只怀表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表链已经断了，用红尼龙绳接上的那一截也松了。表盘上蒙了一层灰，罗马数字更模糊了。他把表翻过来，忽然注意到表壳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小到他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
他找来老花镜——不对，他还没到老花的年纪，他是找来了放大镜。对着光，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
“致远惠存，1982年秋。”
致远。那是父亲的名字。陈致远。
1982年秋。那是陈屿出生前一年。
这行字不是父亲刻的。是谁？谁在父亲得到这只怀表的时候，刻下了这行字？
陈屿忽然想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走了，走得比父亲更早。母亲走的那年他才五岁，对母亲的记忆只有几个模糊的影子。他记得母亲好像不叫“妈妈”，父亲让他叫“妈”，但母亲让他叫别的？他记不清了。关于母亲的事，父亲从来不提，他问过两次，父亲总是沉默很久，最后说一句，大人的事，小孩子别问了。后来他就不问了。
他拿着怀表，坐在父亲空荡荡的房间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行字。笔迹娟秀，像是女人的字。他想打电话问姑姑，看了看时间，太晚了。那一夜他没怎么睡，翻来覆去地想着怀表的事。
第二天一早，他给姑姑打了电话。姑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叹了一口气，说：“你都三十好几了，也该知道了。”
姑姑告诉他，母亲不是病死的。在他两岁那年，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然后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父亲一个人带着他，又当爹又当妈，吃尽了苦头。那时候所有人都劝父亲再找一个，父亲不肯。他白天在巷口修车，晚上回来给他做饭、洗衣服、检查作业。后来他长大了，父亲更不肯找了，说孩子大了，别让孩子难做。
“那只怀表，”姑姑说，“是你妈走之前留给你爸的。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说你爸总说不知道时间，送他一只表。你爸用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换过。那根表链断了，他舍不得扔，用尼龙绳接上继续用。你给他修好了，他反而舍不得戴了，说他怕再戴坏了。”
“那上面刻的字，”姑姑停了一下，“应该是你妈的笔迹。她叫李惠，惠存的‘惠’，就是她的名字。”
陈屿握着手机，说不出话。他想起父亲每天早晨给怀表上发条的样子，想起父亲蹲在地上修车时怀表在胸口晃来晃去的样子，想起父亲把怀表塞进他手里说“想家了听听它的声音”的样子。他想起自己把怀表锁进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想起父亲问起怀表时他敷衍的回答。
他想起那只表从来就没准过。他想起钟表店的师傅说机芯太老修不好。他忽然明白，父亲不是不知道那只表不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可他不在乎。他要的从来就不是时间，是那个送他时间的人。
陈屿把那枚怀表贴在耳边。
机芯咔嗒咔嗒地响着，细细的，密密的，像雨打在树叶上，又像一个人在耳边轻轻地、不停地说话。他终于听懂了父亲说的那句话。
“想家了，就听听它的声音。”
这个声音，是父亲听了一辈子的声音。是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句没有说出的话。是一只不准的怀表，记录下的最准的思念。
他把怀表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阳光从老旧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很暖。
窗台上，父亲养的那盆仙人掌还活着。绿油油的，浑身是刺，却在顶端开出了一朵嫩黄色的小花。
陈屿忽然觉得，父亲这辈子就像那只怀表。走得不快不慢，有时候还会慢上几分钟，可他从来不停。他就那样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再也走不动的那一天。
而那只怀表，在他手里，又开始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