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让之曰：“王氏（王昶）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间隔实为重要”。于是先生坦言“下列（所引用）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先生评价王氏编辑之卧子文集中诗余——即词，曰“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言王昶编辑陈词之不以体例，曰“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以卧子绝笔两词为例，说明王氏之不甚以此为重也，故而，先生曰“职此之故，茲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先生又考证陈卧子鄙视宋诗而推崇宋词，先生多有举例，在《戊寅草序》中，更是推重河东君，引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河东君之诗词，多有引用宋诗，先生以为“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更是说明，陈柳此时，互相影响，其诗词皆是相关也。
先生所以考证陈氏之诗词，皆以河东君《戊寅草》为参考，是有原因的，先生以为《戊寅草》为柳氏全本。先生考证《戊寅草》之全文，与后世之编辑相参对，从而得出此结论。又陈氏之序言，只言诗不及词，或果如王昶所言河东君又《鸳鸯楼词》一部耶？未可推定。然而先生曰“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茲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苏州大学王英志先生，集数年之力，校正了《陈子龙全集》，果然与先生所言一致，是王昶搜集不全也。有涉及此处之诗词集者，两部，敬录以飨同好：《幽兰草》3卷，词集，为李雯、宋征舆、陈子龙倡和集。其中陈子龙的词名《江篱槛》。词计有55首，其中47首被收入《全集·诗余》，有8首未收。《江篱槛》与《全集》在标题与词句两方面差异颇多。《棣萼香词》2卷，为陈子龙与宋存标、宋征璧等宋氏家族共九人的散曲倡和集。有顺治年间刊本，今存国家图书馆。其中陈子龙的《为宋尚木题“梅下美人像”》、《咏柳》二套曲被收入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前一套曲被《全集·诗余》收入，但题目不同。另外，宋征璧套曲《蒙庄蝴蝶》后有陈子龙叙一篇，《全集》等皆未收。
先生此处之文，是河东君与陈卧子关系之凡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