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科举的出现与察举的弊端直接相关， 但是科举在隋代出现， 与政治需要也密切相关。 具体而言， 科举制度是对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阀制度的一种否定，是对文官政治的强化， 是传统中国将帝制政权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的重要方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 “ 这始是科举制度内在的意义与精神生命。 ” 因此，我们说科举制度的出现既是文官选拔制度的进步， 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

古代的政治制度主要有贵族政治、 武人（ 军人） 政治、 宗教政治和官僚政治或文官政治几种模式。 文官政治是对贵族政治、 武人政治和宗教政治的积极否定。

夏商周时期以世卿世禄作为建立官僚体系的基本原则， 是典型的贵族政治模式。 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分封割据， 合纵连横， 以武力争霸， 是武人（军人） 政治模式。 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攻灭齐国， 统一六国， 建立秦朝。 秦朝延续了武人政治的政治模式， 直至 14 年后秦朝灭亡。

取代秦朝的汉朝建立以后， 汉高祖刘邦也逐渐重视文人， 据《汉书· 传· 郦陆朱刘叔孙传》 记载， 刘邦和大臣陆贾之间有过一段对话， 对刘邦的思想触动极大。 陆贾是个文人， 每次进言的时候， 他常常引用《诗》、《书》 的一些句子， 这让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刘邦非常不满， 他怒斥陆贾：“ 乃公居马上得之， 安事《诗》、《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 我的天下是在马上得来的， 要《诗经》 和《尚书》有什么用！ ” 面对汉高祖的这种态度， 陆贾并没有退缩， 他反驳说： “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且汤、 武逆取而以顺守之， 文帝并用， 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 智伯极武而亡； 秦任刑法不变， 卒灭赵氏。向使秦以并天下， 行仁义， 法先圣， 陛下安得而有之？ ”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 您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 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 商汤、 周武王都是像您一样取得天下， 却用文治的手段来统治， 文武并用才是保证政权长久的办法。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 智伯穷兵黩武，他们最终走向了灭亡。 秦朝实行严刑峻法， 最终灭亡在赵高手里。 假如秦在统一天下后， 推行仁义， 向历代的圣人学习， 您就可能得不到天下。 ” 面对陆贾这样的反驳， 汉高祖刘邦感到非常惭愧， 决定重视文人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据《汉书•高帝纪》 下所载， 在汉高祖十一年（ 前 196 年） 二月， 曾发布了一道著名的求贤诏书， 特布告天下， “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 吾能尊显之。 ” 诏书还命令各相国、 诸侯王、 郡守等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本地贤士， 并由公家备以车驾， 送至相国府， 并考察记录其品行、 状貌、 年龄。 如有贤才而不举送， 将罢免当地长官的职务。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下诏广泛察举人才。 真正具有考试性质的察举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的， 利用察举制度选拔官员，直接导致文官政治的出现，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说称之为士人政府。他说，察举制度实施以后， “政府一切官吏， 几乎全由此项途径出身。 这样的政府， 我们再也不能叫它做贵族政府。 郎官之中虽然也尽有贵族子弟， 但毕竟是少数。 我们也不能称之谓军人政府。 因郎官并不是由军人出身的， 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 因这些郎官都不是商人资本家的子弟。 这样的政府， 我们只能叫它做读书人的政府， 或称士人政府”。

而文官政治随着察举走向科举而日渐走上成熟。 至北宋时期， 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制度全面建立， 清除了举荐制残余， 一切以考试为准， 科举制度成熟定型， 使宋太祖赵匡胤所倡导的“宰相须用读书人” 的文官治国体制在北宋彻底地、 稳定地建立起来，贵族政治、 武人政治从此基本上退出了封建中国的历史舞台。 明朝未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赞赏地记述中国的文官政治： “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 的人采治理的， 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1西方的文官政治的确立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之后。 在中世纪欧洲， 由贵族和教会共同把持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中， 几乎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文职官员。 15 世纪以前， 英国的全部官员均为贵族与教士， 在十六世纪以前的法国、 十七世纪以前的德国， 统治国家的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诸侯。 亚洲的日本也大致相同， 直到1868 年明治维新以前， 天皇只有虚名， 实际统治者是各个封建领主——大名，其下属官吏主要是世袭性的武士。

与此不同， 中国的政治模式由于有科举制度作为支撑， 使得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化时间和程度都远远早于西方和日本。 而文官政治是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政治制度， 因此科举的创设是中国政治制度进步的重要表现， 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的重要表征之一， 其积极意义非常明显。

1 利玛窦： 《中国札记》 第一卷第六章.

对于这一点， 很多学者都认同， 他们认为科举制的创立十分有利于文官政治的发展， 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先生曾指出：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 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

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2美国的著名教育史研究专家

李弘祺先生认为， 到宋代， 科举制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 科举制是“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政治因素对许多著名官僚的宦海生涯及其家庭命运有重要的影响。 考试制度基本上因此第一应当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而过于其他别的制度”。

历史上有些事物是创制时轰轰烈烈， 不久后便消息匿迹， 迅速成为历史名词。有些事物却是如古语所说的“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巨”， 当其初出现时， 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在意， 后来的演变影响愈来愈大， 以致后人反观作始之时， 才恍然意识到当初创制的重要性， 科举就是属于此类“始简终巨” 的事物。 炀帝设立的进士新科目， 到唐代迅速发展成为生机勃勃的取士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