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越长越大，早上我把儿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去上班，傍晚再去托儿所接回儿子。
每次临进托儿所大门，小小的人儿都会死死抱住我的腿，向后撅着屁股，哭得惊天动地。我拍打后背哄他，买零食和玩具诱惑他，也大声吓唬他，甚至动手打他，办法用尽，儿子依然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像是被丢入荒无人烟的旷野，泪水汪汪的眼里充满害怕与无助，我心疼得柔肠寸断。
只是哭闹还好应付，儿子生病，才叫我心力交瘁。
儿子打小体质就差，咳嗽感冒不断，常常半夜发热烧得满脸通红，我吓得心慌意乱，不由分说，抱着儿子就往外跑。
那时租住在城郊的民房，田埂上没有路灯，四周黑漆漆，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又不顾一切地朝前跑。
从小到大，我胆子就小，特别怕黑，特别怕鬼，但因为儿子在我的臂弯里，我变得无所畏惧，不怕伸手不见五指的黑，不怕飘忽不定的影子，不怕毛骨悚然的叫声。
医院里，我抱着儿子楼上楼下地交费、问诊、取药，手里拎着药袋，臂弯挂着儿子的零食与奶瓶，直到儿子吊上水，我才得空揩一下满脸的汗水。
深更半夜，儿子哭闹不止的时候，我都是一手抱着他，一手倒水给他喂药。
白天忙，夜里睡不好，我从90斤廋到80斤。房东奶奶时常舍不得我，见人就说小江苦死了，不是人过的日子。
水泥厂的同事也大惑不解：你婆婆呢？你妈妈呢？怎么没个人帮你?江二丫你这样下去非累垮不可。
我不置可否，风轻云淡地笑笑。打落牙齿和血吞，我硬是没掉一滴泪，也没有抱怨Z同志一句，自己选择的路，就是撞得头破血流，也得一边舔着伤口一边向前奔跑。
日子就这样跌跌撞撞，儿子长到五岁的时候，Z同志具备家属随军条件，要我跟他去部队。Z同志在上海某舰队服役，魔幻之都，多少人求之不得，多少人趋之若鹜，我却没有多少向往。
我在芦苇荡边出生长大，喜欢小桥与流水，对繁华热闹的城市无感，只想把自己安顿在熟悉的小城。
母亲听说我放弃了随军，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跟你嘎（家）老子什尼也不懂，你自己喜欢蹲哪块就蹲哪块，反正不要被嘎里拖后腿，无论在哪块，只要你们三口子吃饱穿暖健健康康就行。
母亲从来不强迫我做任何事情，也极少对我指手画脚，因而，从小到大，我在母亲跟前都是自由轻松的，一直由着性子做自己。
Z同志也是如此，他从不喋喋不休，也从不逼我勉为其难，于是，他决定转业到地方。
我们没有任何人脉和关系，他只能随大流分配到普通单位，后来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多少亲戚、朋友与熟人为他感到可惜 ，他自己倒没有抱怨过我一句，或者责怪过我一句拖他后腿。
白天，我和周同志各自去上班，儿子去幼儿园，晚上，一家三口窝在民房里，因为对生活的要求简单到只要吃饱穿暖，不为升官发财烦恼，不为房子票子纠结，所以，这样的生活倒也自得其乐，儿子童稚的笑声蝴蝶一般，在出租屋里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
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柴门，好运不请自来。
Z同志赶上了单位福利分房的末班车，城中一套二居室，一楼带小院，门前花木扶疏，屋后烟火稠密。
我和周同志可欣喜若狂，这儿的环境和地段与租住的民房相比，简直天地之差。
Z同志的转业安置费除了交给单位作房款，剩余部分我们把房子和小院装饰得焕然一新，邻居说我们不会过日子，这些钱都够再买一套房子了。我们不以为然，活在当下，开心就好。
2001年的春天，我们扒开日历，选了一个好日子，欢天喜地地搬新家，母亲和大嫂一起过来。
母亲打开前门，草坪上花团锦簇，行人在花丛间游玩，一条宽阔的马路从东向西无限延伸；打开后门，超市、菜场、药店、茶炉房，一店接一店，生活极为方便。
左看看右瞧瞧，母亲高兴坏了，撩起衣角擦眼泪，大嫂捅了母亲一下，说二姑搬新房，不作兴哭。
母亲笑得眼梢眉角全挤到一起，直说是是是，这几年二丫苦煞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安生之处。
母亲已年过70，腰身佝偻了，头发稀少了，但精神仍然矍铄。终于让母亲为我感到满足与踏实，我内心涌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这么多年，我水中浮萍一样悬在半空，母亲没少为我焦心思。
母亲当着大嫂的面，给了我一千元，我收下来，又当着母亲的面，再添两千元，合并给了大嫂三千元。
母亲见状，眼睛都笑细了，连说好好，因为大哥还没有爬出之前的债坑。
